希罗多德与雅典“史前史”的书写

作者：郭涛 来源：《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

　　内容提要：希罗多德书写的雅典“史前史”既是对希腊人历史起源的追溯，也是其“蛮族”书写的一部分。然而，对文本的阐释不应止步于“史料”式的阅读方式，仅仅依据文本“说了什么”来判断希罗多德对雅典的态度和立场，并据此推断《历史》的叙事目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是采用文学批评的方法，考察文本是“如何说的”，通过剖析文本的叙事手法和修辞策略，或许更有助于揭示希罗多德精心隐藏于文本背后的真正意图。希罗多德分别运用了人称转换、一词多义、反讽等修辞手法，将“文明的蛮族”埃及人、“野蛮的蛮族”皮拉斯基人；以及“曾经的蛮族”伊奥尼亚人三个看似片段性的文本叙事，构建成与“地生神话”政治宣传截然不同的历史知识，超越于雅典城邦政治之上。希罗多德的雅典“史前史”对希腊人与蛮族关系的叩问是反思整部《历史》叙事主旨的切入点。

　　希罗多德《历史》的叙事主旨是什么？这几乎是我们在阐释希罗多德文本时首先面对的一个经典问题。在众多的研究角度中，雅典史是独特而又重要的一个。希罗多德在“卷首语”中声称要探究希腊人与蛮族人纷争的原因，那么，他对希腊人赢取希波战争胜利的柱石——雅典的态度自然成为解读《历史》叙事主旨的关键。雅典不仅是希罗多德《历史》后五卷的主角，而且对雅典史的书写几乎是贯穿整部《历史》的主线之一。

　　在20世纪初，雅科比（F. Jacoby）代表的古代史家将希罗多德看做伯里克利精英圈子的成员，可能接受过雅典的赞助，因此认为《历史》的创作目的是歌颂雅典的丰功伟绩，这种解读在很长时间被学界广为接受。但是，从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传统解读展开质疑。福那拉（C. Fornara）强调，希罗多德对雅典的态度是片段式的、非连续的，《历史》既有对民主政治的歌颂，也有对雅典政治领袖的讽刺，受到当代敌视雅典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希罗多德的叙事主旨是批评“雅典帝国”对盟邦的奴役。但是，这些质疑主要集中于希罗多德在具体政治事件的记载上对雅典态度的复杂性，没有关注到《历史》的叙事主题既包括“希腊人”，也包括“蛮族人”的历史。

　　与此同时，阿尔托格（F. Hartog）等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历史》的民族志书写，强调希罗多德对蛮族人风俗习惯的刻画如同一面“镜子”，为希腊人构建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否定性参照。很多学者相信，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蛮族”被渲染为与希腊人对立的“他者”，因为蛮族的威胁是“雅典帝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所以伯里克利口中“全希腊学校”的雅典成为大规模“创造蛮族”的主力军。虽然，这种解读看起来与我们观念中“历史之父”秉笔直书的著史原则非常吻合，也遵循了历史学的“史料”阅读方法，亦即希罗多德文本是“创造蛮族”这一“历史”的产物，然而我们要问，希罗多德《历史》的叙事主旨是为了构建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对立吗？应该如何解释希罗多德在“卷首语”的宣示，他要同时歌颂“希腊人”和“蛮族人”的荣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福那拉，还是阿尔托格代表的学者，都忽视了希罗多德对“雅典史”本身的书写。希罗多德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之父”，关键不在于他对具体政治事件的评判，也不在于对蛮族风俗习惯的刻画，而在于对希腊人“历史知识”的追溯与构建。相较于其他城邦，早期雅典是古希腊历史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雅科比甚至认为“阿提卡史”（Atthis）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历史编纂体裁，以梳理雅典的历史起源为特征，发轫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 of Lesbos），流行于公元前4世纪。希罗多德虽然未被列为“阿提卡地方史家”（Atthidographer），但事实上，我们关于伯里克利时代以前雅典历史的系统性知识最早都来自《历史》。与记载政治事件、构绘蛮族想象不同，书写雅典“史前史”不仅涉及对“希腊人”族群历史起源的追溯，而且是希罗多德“蛮族”书写的一部分，是对“希腊人”和“蛮族”族群关系的集中阐释，所以是反思整部《历史》叙事主旨的切入点。那么，希罗多德是如何追溯雅典的历史起源，亦即雅典“史前史”的？雅典种族从何而来？脱胎于远古时代的蛮族，还是与生俱来就是独特而优越的“希腊人”？

　　从公元前470年代开始，雅典人将“地生神话”（autochthony）作为解释自身历史起源的主要范式。具体说来，雅典人是阿提卡地区“土生”的原初居民，是雅典娜女神哺育的“地生人”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的后裔，不仅如此，雅典人自远古以来就在阿提卡“土长”，未曾与蛮族混杂，文明也从未因迁徙而中断。因此，相对于蛮族人，以及其他希腊族群迁徙不定的早期历史，“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是历史最为古老，血缘最为纯粹的高贵种族。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的雅典“史前史”虽然分散在《历史》的不同章节，但恰恰回应了“地生神话”鼓吹的几个核心观念：第一，雅典人历史的“古老与伟大”。在希罗多德的叙事中，雅典人固然古老，但“蛮族”也并非都是原始和愚昧的，埃及人就是“文明的蛮族”，同样拥有古老的历史，那么，雅典人和埃及人谁更古老？二者对文明起源的声索在希罗多德文本中是否构成直接的竞争？第二，雅典人血缘的“高贵与纯粹”。希罗多德指出，“野蛮的蛮族”皮拉斯基人和雅典人一样都是阿提卡地区的史前居民，那么，“土生土长”的雅典人与“阿提卡的皮拉斯基人”的族群关系是什么？二者能否等同？第三，雅典人自诩为希腊人的一支“伊奥尼亚人”，因此，对雅典“史前史”的书写离不开对伊奥尼亚人谱系的追溯。对此，希罗多德考证了雅典是“伊奥尼亚人母邦”的说法，伊奥尼亚人能否分享母邦的“古老与伟大”和“高贵与纯粹”？抑或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比“经历迁徙”的伊奥尼亚人更为优越？据此，本文将以雅典人鼓吹的“地生神话”为起点，从谁是文明的起源、雅典人与阿提卡皮拉斯基人的血缘关系，以及雅典是否是“伊奥尼亚人的母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我们将会看到，希罗多德书写的雅典史前历史是一种与“地生神话”政治宣传截然不同的“历史知识”，超越于雅典城邦政治之上，希罗多德的雅典“史前史”对“希腊人”与“蛮族”族群关系的叩问恰恰是《历史》叙事主旨的集中展现。  

　　一、雅典与埃及：谁更古老？

　　洛罗（N. Loraux）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通过塑造“地生神话”等城邦早期历史“发明了雅典”。“地生神话”不仅为民主政治创造了公民群体的平等出身，而且赋予了雅典“古老”的历史起源。在雅典演说家鼓吹的“史前史”中，雅典人是最早出现的人类，由雅典娜女神孕育。他们因为获得德墨忒尔（Demeter）的眷顾，最早掌握了种植谷物的技艺，率先种植橄榄。所以，当其他民族还在颠沛流离、茹毛饮血之时，雅典人率先建立了法律和城邦制度，进而创造了人类文明。雅典的“古老”造就了雅典的“伟大”，因为雅典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所以雅典人天生聪慧，理应是所有希腊人的领导者，有责任为希腊人和蛮族人，甚至为神的纠纷主持正义。因此，伊索克拉底自豪地宣称雅典是“最为古老且最为伟大”（图片）的城邦。

　　希罗多德对“地生神话”是十分熟悉的。在希罗多德描写的希腊人在希波战争前夕争夺联军领导权的场景中，雅典人为了证明自己在希腊联军水师中的统帅地位，宣称“我们不仅是最古老的民族（图片），而且也是希腊人当中唯一没有迁徙的民族”；希罗多德还提到“从远古时候起（图片）希腊人就将自己区别于蛮族，他们更为聪慧，并且绝非愚蠢”，而“雅典人据说（图片）是希腊人当中最为聪慧的”。此外，希罗多德甚至还提及雅典是农业的起源，指出雅典最早生产了橄榄。但令人玩味的是，希罗多德没有直接评判雅典人自己构拟的“史前史”，对“地生神话”的提及几乎都是借助于第三人称的“据说”或故事人物之口，与此同时，他自己却通过叙述者“我”在埃及的“所见所闻”，对人类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另外一番探究。

　　相较于雅典的“古老与伟大”，希罗多德记载的埃及历史对普通雅典民众来说是格外引人注意的。在《历史》第二卷开篇，希罗多德就宣称埃及是“所有人类当中的最古老者”（图片 图片）。《历史》2.5-34浓墨重彩地描绘，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带来的泥沙沉积造就了埃及的土地。托马斯等学者强调，此处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体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知识精英科学式的探究方法，然而，“尼罗河的赠礼”这一结论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向《历史》文本的观众论证了埃及人真实地经历了2万余年“沧海桑田”式的变化，山顶的贝壳和海盐见证了埃及历史的悠久。换言之，尼罗河水的定期泛滥是埃及土地的成因，因而也是埃及文明古老的证据。希腊人谱系式记忆在埃及人面前是不值一提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声称他将希腊文明的起源上溯到16代人的时间；而埃及祭司针锋相对地指出，埃及文明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354代人，埃及的第一位国王距当时有11340年。相较于埃及人，雅典人不仅只是孩童，而且还面临文明毁灭的危险，当埃及祭司“得知希腊人的所有土地都依靠降雨，而不是像他们一样依靠尼罗河灌溉，他们说希腊人终将会在某个时候被过大的期望所欺骗，而陷入可怕的饥荒”。

　　在希罗多德描绘的世界图景中，文明的起源究竟源自何处？希罗多德为什么要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人类？虽然表面上是分散的不同文本，但我们能否认为《历史》通过第一人称渲染的埃及历史的古老，是在批评和驳斥“地生神话”对“雅典是文明起源”的鼓吹呢？斯威尼（N. M. Sweeney）指出，年代晚近的文本同样能够保留真实的历史信息，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证明此后的古典文本与希罗多德存在明确的“互文”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作为阐释希罗多德叙事主旨的参照。有趣的是，柏拉图在《蒂迈欧》（Timaeus）和《克利提亚斯》（Critias）中“玩起了历史学家的游戏”，同样勾勒了埃及与雅典历史的起源，因而为我们阐释希罗多德的叙事主旨提供了绝佳证据。

　　在柏拉图构建的历史知识中，文明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经历周期性的毁灭与重生。梭伦从埃及祭司那里得知，雅典曾经是一个力量足以与亚特兰蒂斯（Atlantis）对抗的古老文明，在雅典人从大地出生之后的1000年，埃及才得以建立。“尼罗河的赠礼”不是埃及“古老”的证据，而只是意外躲避灾祸的原因，年轻的埃及人因为“水不会从天而降，而是从下面涨起来”在大洪水中幸存，因此，真正古老的雅典人因为周期性的毁灭遗忘了过去的伟大，而埃及仅仅是雅典古老历史的记载者。许多学者发现，柏拉图的雅典“史前史”与希罗多德惊人的相似，在柏拉图的故事中，不论是文本的叙事结构，对埃及自然地理的叙事风格，还是“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希腊人只能依赖雨水”等叙事情节，几乎都是希罗多德的复刻。更为重要的是，故事中出现的许多人名、地名，以及很多特殊词汇，在柏拉图其他对话录里从未出现过，却恰恰都出自希罗多德《历史》。据此，普拉多（J. -F. Pradeau）强调柏拉图不是借鉴，而是直接抄袭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尽管如此，柏拉图的叙述主旨却与希罗多德截然相反，他通过虚构了一个更加古老的雅典历史，宣称文明的真正起源只能是雅典，而非埃及。据此，柏拉图将希罗多德的语言进行重新组装，进而戏剧性地将希罗多德论证埃及是文明起源的“旧桥段”改编成证明雅典人更为古老的“新故事”。因此，柏拉图不只是抄袭了希罗多德，而是通过“抄袭”的方式与希罗多德进行竞争性的对话。

　　柏拉图对希罗多德的“抄袭式批评”可以帮助我们反向得出这样的结论：希罗多德对埃及古老历史的渲染是为了与雅典人自我形塑的“地生神话”历史知识相竞争。相反，《历史》关于“雅典是文明起源”的说法只是希罗多德运用人称转换这一修辞手法，通过第三人称的“据说”或故事人物之口引出的批评对象，所以不能看作判断希罗多德《历史》叙事主旨的“史料”。希罗多德强调，与雅典人因“古老”而“伟大”的逻辑一样，埃及的“古老”同样造就了埃及的“伟大”。具体说来，因为埃及更为古老，所以希腊人与埃及相似的习俗都来自埃及。希罗多德不厌其烦地强调，希腊人与埃及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甚至是希腊人崇拜的神的“名字”，都被证明来自埃及。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几乎是伯里克利葬礼演说辞上那句著名宣言的颠倒：雅典人的制度模仿自邻人的习俗（图片），而埃及是希腊人的学校。因此，希罗多德宣称《历史》的主旨是要记载“伟大而又令人赞叹的业绩”（图片），而埃及的“惊叹”（图片）和“业绩”（图片）是世界上最多的。

　　事实上，希罗多德曾对“雅典是文明起源”的说法提出过正面挑战。在论述狄奥尼索斯（Dionysus）崇拜仪式的起源与传播时，希罗多德说道：

　　我不会说（图片）在埃及崇拜这位神的仪式与希腊的是一种巧合……我也不会说（图片），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照搬来这个仪式以及其他任何仪式。

　　在这里，希罗多德连续使用了两个“我不会说”，将埃及的“古老与伟大”与他通过第三人称叙述的“地生神话”历史知识进行强烈对比。从希罗多德驳斥的对象可以发现，不少《历史》的受众认为，希腊人是文明的真正起源，埃及人崇拜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剽窃自希腊。不难理解，沉浸在“地生神话”构建的历史知识中的雅典人，对希罗多德“埃及是文明起源”的结论是无法接受的。对此，柏拉图对希罗多德的批评再次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注脚，《蒂迈欧》里的埃及祭司对雅典人说，“比照埃及的习俗，去看文明毁灭前雅典的习俗，你会发现现在这里的许多习俗的例子，在彼时都存在于你们的城邦”，因为“雅典娜在建造你们城邦的时候，将这些最完善的习俗最先赋予了你们”，所以，柏拉图版本的文明传播路径与希罗多德截然相反，无论是社会阶层的分布，还是各个门类的专门知识，埃及与雅典共同的习俗，都是起源于更古老的雅典。柏拉图甚至声称，雅典不仅是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最古老的习俗，而且雅典的习俗是最好的，所以雅典人“在所有方面比所有人类都更为卓越”（图片），而这毫无疑问是雅典人“地生神话”的题中之义。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虽然同时叙述了埃及与雅典是“文明起源”的说法，但是通过叙事人称的转换，他真正的叙事主旨是质疑雅典城邦“地生神话”政治宣传。通过强调埃及的“古老与伟大”，希罗多德构建出了一种超越于雅典城邦政治之上的历史知识：文明起源自“蛮族”，埃及人是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而非“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希罗多德对雅典“地生神话”的批评被此后的“阿提卡地方史家”所继承，比如：赫拉尼库斯指出雅典人并不是唯一“土生土长”的民族，菲罗科鲁斯（Philochorus）也强调雅典人仅仅是早期民族迁徙中最早定居的，并非所谓的“本土所生”。然而，对赫拉尼库斯、菲罗科鲁斯等后辈史家未能超越的是，希罗多德对雅典“史前史”的构绘没有停留在对“地生神话”本身真实性的考证，而是将探究的视野拓展至希腊城邦世界之外，把雅典历史的起源问题带入到人类的“文明起源”这一更为宏大的时间框架之中，从而摒弃了希腊人相较于蛮族的种族优越感，将二者的早期历史纳入了同一幅画卷。通过与“埃及”这一曾有过辉煌文明的蛮族对比，希罗多德警示雅典人，希腊人是蛮族文明的学习者和受惠者，雅典并非像演说家鼓吹的那样，是最为“古老和伟大”的独特种族。

　　二、皮拉斯基人：雅典人的蛮族血缘？ 

　　在“地生神话”的话语体系中，雅典人不仅是“古老与伟大”的，而且还是雅典娜女神直接孕育的后代，而非与其他种族混杂和集合的结果，因此，伊索克拉底骄傲地宣称：“我们的出身是如此高贵与纯粹”（图片）。然而，自荷马史诗开始，希腊大陆的史前居民经常被想象成为蛮族“皮拉斯基人”，甚至有古典作家明确指出，这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事实。那么，在希罗多德构绘的雅典“史前史”中，“土生土长”的雅典人与史前蛮族“阿提卡的皮拉斯基人”是什么关系？二者是否可以等同？“古老而伟大”的雅典人是否有着“高贵与纯粹”的血缘？

　　在《历史》1.56-57，希罗多德集中梳理了雅典人与皮拉斯基人的关系，他如是说道：

　　[56]经过探询，他（克洛伊索斯）发现（希腊人中）最强大的是拉凯戴孟人和雅典人，前者属于多里斯族（图片），后者属于伊奥尼亚族。这两族在古代就是出类拔萃的，后者是皮拉斯基族群，从未迁移，而前者则是希腊族群，历经漂泊（图片图片）。……[57]皮拉斯基人说的是哪种语言，我无法准确说出。但是，如果必须依据（以下族群）来判断的话：现在仍居住在第勒尼安上方的克列斯顿城的皮拉斯基人，他们曾是现在被称为多里斯人的邻人（图片），当时居住于现在称为色萨利奥提斯的地方；和居住于海列斯彭特的普拉启亚和斯奇拉凯的皮拉斯基人，他们曾与雅典人共居（图片）；以及其他所有改了名字的皮拉斯基城市，如果必须通过这些证据来判断的话，皮拉斯基人说的乃是蛮族的语言。如果全体皮拉斯基人都是如此，那么曾是皮拉斯基人的阿提卡族在变为希腊人的同时也改变了语言。

　　这段文本经常被历史学家所征引，作为研究“皮拉斯基人”与“希腊人”族群起源的关键“史料”，然而，对文本的解释却众说纷纭。引文开篇所说的从未迁徙的“皮拉斯基人”与古代世界“皮拉斯基人”四处迁徙的形象不符，所以应该特指标榜“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换言之，只有多里斯人才是最初的“希腊人”，而雅典人是洪荒时代的“蛮族”皮拉斯基人，希罗多德曾明确指出雅典人被称为“克拉那欧伊（Cranaoi）的皮拉斯基人”。在此之后，希罗多德又专门比较了曾分别与多里斯人、雅典人为邻/共居的两支皮拉斯基人的语言。福勒（R. Fowler）认为，“雅典与皮拉斯基人共居”的表述与“雅典曾是皮拉斯基人”的论断相互冲突，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来说，“皮拉斯基人”不仅只是对史前民族的称谓，而且也是存在于当代的种族。在这里，叙述者采取了“一词多义”的修辞手法，站在当代的时间点，引文中曾与雅典共居的，而现在居住于海列斯彭特的“皮拉斯基人”是指没有和雅典一起转变为希腊人，却延续至今的蛮族。对此，松尔维努-因伍德（C. Sourvinou-Inwood）准确地指出，“皮拉斯基人”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确定性的概念，希罗多德使用的这一族名的指涉内容会因上下文而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希罗多德在《历史》6.137-149叙述了另一个版本的“皮拉斯基人故事”。雅典人自己声称，皮拉斯基人因为修建雅典的“皮拉斯基城墙”（Pelargicon/Pelasgicon Wall）而获赠叙美托斯（Hymettos）山下的土地，但后来却背信弃义地侮辱和轻薄雅典妇女（图片），甚至密谋进攻雅典。因此，“暴戾的”蛮族人构成了希腊人的威胁，最终被“正义的”的雅典人驱逐至莱姆诺斯岛（Lemnos）。雅科比强调，这一客蒙（Cimon）时代渲染米太亚德（Miltiades）武功的政治宣传，与希罗多德的雅典人起源于蛮族的说法是根本冲突的。托马斯等学者也认为，《历史》6.137-149被驱逐的皮拉斯基人是与“雅典人”相对立的蛮族，因而与《历史》1.56-57“雅典人是皮拉斯基人”的说法矛盾。对此，罗伊德（A. B. Lloyd）概括道，希罗多德是在尝试综合两种不同的“皮拉斯基人理论”，而福勒却认为希罗多德的尝试并不成功。

　　希罗多德的“皮拉斯基人”叙事是否自相矛盾？事实上，在古典作家记载的阿提卡早期历史中，虽然大多只有断简残篇或只言片语，但大致可以概括为罗伊德所说的两种“皮拉斯基人理论”。“皮拉斯基人I”是英雄时代希腊的原初居民，或是源起于阿尔戈斯，或是阿卡狄亚，因此，伯罗奔尼撒半岛被称为“皮拉斯基亚”（Pelasgia，意为“皮拉斯基人的土地”）；同时，皮拉斯基人还分布于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及附近的岛屿，据此，希罗多德认为今天被称为“希腊”的地方都曾被叫做“皮拉斯基亚”。与之相反，“皮拉斯基人II”的形象是四处迁徙的蛮族。他们或是源起于色萨利（Thessaly），或是由于希腊人的驱逐，以整体性的或分散的各个部族形式，向四方迁徙；或是从希腊迁入色萨利，后者也因此被称为“皮拉斯基亚”，或从色萨利迁入第勒尼安，又或从色萨利、第勒尼安迁徙到希腊的雅典、莱姆诺斯岛、克里特岛等地。

　　然而，希罗多德为何要同时叙述两种不同的“皮拉斯基人理论”？他是否只是被动地记载不同的叙事传统而未加整合？有趣的是，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叙事在《历史》2.51发生了一次碰撞。希罗多德说道：

　　皮拉斯基人在雅典人已完成向希腊人转变之时，与其在此地共居（图片），自此，他们本身也开始被认为是希腊人……在过去，萨摩色雷斯地方居住的是这些与雅典人共居的（图片）皮拉斯基人。

　　如果将这段引文与《历史》1.56-57对比，我们会发现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之所以造成混乱和缺乏逻辑的表象，是因为频繁使用“一词多义”的修辞手法。希罗多德指出，迁徙至阿提卡、与雅典人共居的“皮拉斯基人II”来自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在“土生土长”的雅典人由“皮拉斯基人I”（亦即“阿提卡的皮拉斯基人”）蜕变成“希腊人”之后迁入阿提卡地区，与其毗邻而居，此后又有部分蛮族像雅典人一样变成“希腊人”。换言之，希罗多德将“皮拉斯基人I”置放到“皮拉斯基人II”的时间之前，从而将共时性的两个术语编织成一部“皮拉斯基人”的变迁史：雅典人出身于皮拉斯基人，此后未转变为希腊人的蛮族皮拉斯基人四处迁徙，包括《历史》1.57居住于第勒尼安的克列斯顿（Creston）、海列斯彭特（Hellespont）的普拉启亚（Placia）和斯奇拉凯（Scylace），以及《历史》6.137-149为雅典修建城墙并被驱逐的皮拉斯基人。希罗多德对两种“皮拉斯基人理论”的改装并非孤例，“阿提卡地方史家”赫拉尼库斯也接受了希罗多德的方法，指出“皮拉斯基人”有两个时代不同的名祖英雄。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通过巧妙的修辞手法，将雅典人的“地生神话”宣传，以及当时流行的对史前皮拉斯基人的模糊认识，整合进《历史》的阿提卡“史前居民”谱系，并突显了这样一个结论：雅典人出身于蛮族。托马斯认为，希罗多德在《历史》1.56-57将雅典的“地生神话”进一步合理化，如果雅典人自古以来都在阿提卡居住，那么必然等同于阿提卡的原初居民皮拉斯基人。然而，宣称“土生土长”的雅典人能否接受蛮族起源这一“合理化”的解释？虽然，希罗多德表面上迎合了雅典人对“古老”的追求，将雅典人的起源追溯至阿提卡的史前居民皮拉斯基人，但是，对蛮族出身的揭示实质上是在拷问雅典人自我吹嘘的“高贵与纯粹”：雅典人并非血缘纯粹的独特种族。在公元前5世纪的绝大数文献中，将自身与蛮族区分开来是雅典城邦流行的普遍认知。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葬礼演说辞”形象地反映出雅典人洗刷蛮族血缘的迫切心理：“因为我们是纯种的希腊人，没有与蛮族混血。我们不像与我们共居（图片）的佩罗普斯（Pelops）、卡德摩斯（Cadmus）、埃及普托斯（Aegyptus）、达那乌斯（Danaus）的后代，以及其他许多在血缘上是蛮族人，而在习俗上是希腊人的人。与之相反，我们是纯粹的希腊人，而非杂种的蛮族人生活在这里。”因此，希罗多德“雅典人曾是蛮族”的说法对于高傲的雅典民众来说是非常刺耳的。

　　希罗多德对雅典血统纯粹论的批评，不仅聚焦于过去，还放眼于将来。在《历史》1.58，希罗多德对他的“皮拉斯基人”理论做出如是总结：

　　而希腊人，从诞生之时起从来说的都是同样的语言（图片图片），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他们从皮拉斯基人分化出来的时候人数是很少的（图片），从开始一个小的族群扩张成了容纳多个族群的庞大族裔（

　　图片

　　），这主要是因为皮拉斯基人和其他许多蛮族族群（图片）加入了他们。此外，我认为，仍旧是蛮族的皮拉斯基族群，从未在任何地方大规模增长过（图片）。

　　对这段引文的解读同样充满争议。麦克尼尔（McNeal）认为，引文句首的“希腊人”指雅典人，与《历史》1.57结尾所说的雅典人改变种族身份和语言的说法在逻辑上是承接关系；阿舍里（D. Asheri）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是指雅典人脱离皮拉斯基人之后形成的希腊种族。据此，希罗多德是在宣示现在强大的雅典种族出身于皮拉斯基人这一事实。与之相反，松尔维努─因伍德、托马斯则认为引文首句与《历史》1.57末句是对比结构，所谓“希腊人”是指多里斯人，或以多里斯人为内核的希腊种族，所以，希罗多德是在告诫即使多里斯人也是由蛮族皮拉斯基人演变而来，强调无论是斯巴达人，还是雅典人，都出身于蛮族。

　　需要注意的是，这段引文首句的“图片”和第二句的“图片”组建了两个连续的对比结构，因此，引文句首的“希腊人”更可能指涉最初就说希腊语的“多里斯人”，而紧跟其后“分化”（图片）一词的主语“他们”则是与多里斯人对比的“雅典人”。应该承认，每种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论何种观点都承认希罗多德叙事的主旨是对比希腊人与蛮族人的种族命运。希罗多德将雅典种族（抑或希腊种族）的强大归因于对蛮族的吸收与融合，据此提醒雅典人，被构建为希腊人对立面的“蛮族”不仅是雅典种族的起源，而且是雅典种族成长壮大的原因。

　　如果说，希罗多德对埃及历史“古老”与“伟大”的溯源将雅典“史前史”在时间上扩展至人类文明起源这一宏大的历史视野，那么，他对雅典人与皮拉斯基人关系的梳理则在空间上将历史书写的镜头聚焦到阿提卡这一具体地区的历史起点，通过对阿提卡“史前”居民族群成分的考察，希罗多德有意识地质疑雅典人对“血缘纯粹”的鼓吹，自称“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实际上出身于蛮族皮拉斯基人，而非拥有所谓“高贵与纯粹”的血缘。不仅如此，对于希罗多德来说，族群的开放性决定了不同民族的命运。“文明的蛮族”埃及人虽然拥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但却和那些没有转变为希腊人的“野蛮的蛮族”皮拉斯基人一样，拒绝接纳外族人的任何习俗，因而没有任何变化。换言之，雅典人不仅具有蛮族的血缘，而且因为蛮族而变得强大，从而架构起给他们带来荣耀和利益的“帝国”，如果将蛮族人视为异己的“他者”，那么，他们将像拒绝改变的皮拉斯基人，甚至像历史悠久的埃及人一样，只能停留在较小的规模，对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沉浸在种族优越性论调的雅典民众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  

　　三、雅典：伊奥尼亚人的母邦？ 

　　早在公元前6世纪，梭伦就声称雅典是“伊奥尼亚人最古老的土地”（图片）。康纳（W. R. Connor）等学者指出，虽然希波战争之后伊奥尼亚人声名扫地，但雅典人并没有放弃伊奥尼亚人的身份，而是将自己装扮成“伊奥尼亚人的母邦”。因此，在对雅典“史前史”的描绘中，除了“文明的蛮族”埃及人、“野蛮的蛮族”皮拉斯基人，还离不开对伊奥尼亚人族群起源的考察。在很多情况下，与蛮族人的差异显而易见，相反，与其他希腊人的区别更有利于构建雅典人独特的身份认同。那么，伊奥尼亚人是否和“母邦”雅典人一样具有“古老与伟大”、“高贵与纯粹”的历史起源？抑或是自称“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是否因为拥有比“经历迁徙”的伊奥尼亚人更为优越的出身而享有“母邦”特权？

　　《历史》是较早记载“雅典殖民伊奥尼亚”的古典文献，希罗多德提到，雅典早期国王科德鲁斯（Codrus）的儿子内琉乌斯（Neileus）率众殖民海外，在小亚细亚建立米利都及伊奥尼亚诸邦。因此，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在向雅典求援时声称“米利都人是从雅典殖民过去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劝降波斯军中的伊奥尼亚人起义时也强调“你们是我们的子孙”（图片）。因此，雅典作为“母邦”对伊奥尼亚人有着不言而喻的领导权，斯巴达对此也予以认可。“雅典殖民伊奥尼亚”的说法虽然在不同的古典作家笔下存在很多细节上的差异，但在古代世界广为流传，很多“阿提卡地方史家”言之凿凿，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推断出殖民伊奥尼亚的具体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历史》1.146-147对伊奥尼亚人的种族成分做出了不同的阐释：

　　[146]说这些伊奥尼亚人在任何程度上比其他伊奥尼亚人出身更加高贵（图片 图片），是非常愚蠢的（图片）。其中不少人来自优卑亚的阿邦铁斯人，他们和伊奥尼亚连名字都沾不上边。欧尔柯美尼奥伊的米尼埃伊人和他们混杂居住在一起，还有卡德摩斯人、德律欧普司人、从本国分裂出来的波奇司人、莫洛西亚人、阿卡狄亚的皮拉斯基人（图片）和埃庇道洛斯的多里斯人。在他们中间，那些来自雅典的普利塔内翁，并自认为是出身最为高贵的（图片）伊奥尼亚人，也没有把妻子带到新的地方而是迎娶父亲被他们处死的卡里亚的妇女们。……[147.2]既然他们比其他伊奥尼亚人更注重族群的名字，那么就让他们做纯正的伊奥尼亚人吧，所有出身于雅典，并且举行阿帕图利亚节的人都是伊奥尼亚人（图片图片），所有伊奥尼亚人都举行这个节日，除了以弗所和科洛彭人。

　　麦金纳尼（J. McInerney）强调这段引文是在与《历史》8.144.2宣称的“希腊人”共同的身份标准做对比，但阿舍里的解读更令人信服，希罗多德是在批评“雅典殖民伊奥尼亚”的说法。伊奥尼亚人当中自诩出身“最为高贵”（图片）者是因为来自雅典的普利塔内翁（Prytaneion），根据相同的逻辑，伊奥尼亚12城的出身“更加高贵”（图片）也是由于雅典的殖民。对此，希罗多德反驳道，伊奥尼亚12城并非血统纯粹的雅典殖民者的后裔，而是伯罗奔尼撒、贝奥提亚、优卑亚等希腊各地的族群与东方蛮族混杂的结果，混杂的种族成分导致他们同样混杂的文化，操四种不同的语言。不仅如此，伊奥尼亚人选任蛮族人作为国王，即使那些选择雅典国王后裔作为城邦统治者的伊奥尼亚人也不能溯源至雅典人的谱系，因为希罗多德多次指出科德鲁斯家族本身就不是阿提卡“土生土长”的雅典人，而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派罗斯（Pylos）。在此处，希罗多德暂且不提对雅典人曾是皮拉斯基人的批评，而是姑且承认雅典人所谓“土生土长”的独特出身，但即使如此，无论是领导“伊奥尼亚殖民”的雅典国王，还是伊奥尼亚12城本身，都与宣扬拥有“高贵与纯粹”血统的雅典人没有必然的谱系关系。换言之，雅典并非所谓“伊奥尼亚人的母邦”。

　　既然伊奥尼亚诸邦并非雅典殖民的结果，那么，希罗多德在引文结尾为什么仍然要说“所有出身于雅典，并且举行阿帕图利亚（Apaturia）节的人都是伊奥尼亚人”呢？如果将这句引文看作希罗多德对“伊奥尼亚人”的族群定义，那么，这与此前希罗多德对伊奥尼亚人混杂族群成分的强调是否自相矛盾？难道希罗多德在如此简短的文本中都没有保持前后叙事的一致性吗？正如拉特内尔（D. Lateiner）指出的那样，希罗多德经常使用“反讽”这一修辞手法。在揭示完伊奥尼亚人的种族成分之后，希罗多德紧接着嘲讽道：“既然他们比其他伊奥尼亚人更注重族群的名字，那么就让他们做纯正的伊奥尼亚人吧”，在表面上承认伊奥尼亚12城的出身纯正，但实际上是在讽刺“雅典殖民伊奥尼亚”的说法。根据相同的逻辑，此处希罗多德表面上是在界定“伊奥尼亚人”族群的两个标准“出身雅典”与“举行阿帕图利亚节”，但是在此句之前，与标准I“出身雅典”对应的是伊奥尼亚人混杂的种族成分，在此句之后，与标准II“举行阿帕图利亚节”对应的是以弗所（Ephesus）和科洛彭（Colophon）的反例。因此，希罗多德在这里表达的并不是纳什（G.Nagy）认为的雅典对“伊奥尼亚母邦”权力的强调，而是运用“反讽”的修辞手法，将伊奥尼亚的血缘并非来自雅典这一事实与“雅典殖民伊奥尼亚”的说法相对比，嘲讽雅典人构建的历史“非常愚蠢”（图片）：雅典不是地米斯托克利宣称的“伊奥尼亚人的父祖之邦”。

　　如果说雅典不是“伊奥尼亚人的母邦”，那么，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12城究竟源自何处？事实上，在《历史》1.146-147驳斥雅典是“伊奥尼亚人的母邦”的鼓吹之前，希罗多德早已在《历史》1.145明确阐释了伊奥尼亚人真实的历史起源：

　　在我看来，伊奥尼亚人建立12城并且不愿意接纳更多是因为，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时候，他们是分成了12部分的，正如同把伊奥尼亚人驱逐出去的阿凯亚人现在分成12部分一样。

　　在这里，希罗多德叙述了一个与“雅典人”完全不同的说法，伊奥尼亚人最初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凯亚（Achaea），而非雅典。事实上，伊奥尼亚12城的起源在古代世界存在多种解释，除了雅典殖民的说法之外，另外一个同样流传甚广的版本宣称，伊奥尼亚人起源自伯罗奔尼撒，或是派罗斯，抑或是埃庇达鲁斯（Epidaurus）、阿卡狄亚（Arcadia），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正是希罗多德采信的阿凯亚。早在“阿提卡史”这一体裁诞生之前，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塞蒙尼德斯（Semonides）、比阿斯（Bias）和帕尼亚西斯（Panyassis）等作家就已经编纂了伊奥尼亚个别城邦的地方史或“伊奥尼亚史”（Ionica）。因此，萨克拉里乌（M. B. Sakellariou）等学者指出，这个与“雅典是伊奥尼亚人母邦”截然相反的说法源自伊奥尼亚人当地的历史书写，是小亚细亚“泛伊奥尼亚”（Panionian）传统对自己族群起源的历史解释。

　　然而，希罗多德为什么要将伊奥尼亚人的种族起源追溯至伯罗奔尼撒呢？在《历史》第7卷，希罗多德对伊奥尼亚人的起源做了一个补充说明：

　　伊奥尼亚人在往昔住在伯罗奔尼撒现在被称作阿凯亚的地方，在达那乌斯和克苏托斯来到伯罗奔尼撒之前，如希腊人所说，他们被称作沿海地区的皮拉斯基人（图片），伊奥尼亚之名来自克苏托斯的儿子伊昂。

　　虽然这段引文非常晦涩，我们无法知晓希罗多德为何将达那乌斯与克苏托斯（Xuthus）并列，但可以确定的是，希罗多德之所以宣称伊奥尼亚人起源自伯罗奔尼撒，是为了强调他们是希腊的原初居民“伯罗奔尼撒的皮拉斯基人”的一支。伊奥尼亚人在雅典国王厄瑞克透斯死后，亦即克苏托斯被雅典人驱逐至伯罗奔尼撒之时，根据伊昂（Ion）之名转变为“伊奥尼亚人”。有趣的是，希罗多德曾指出，居住于阿提卡的“皮拉斯基人”——雅典人也是在厄瑞克透斯死后，根据相同的理由转变为“伊奥尼亚人”：“当皮拉斯基人占据着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皮拉斯基人，被称为克拉那欧伊人……当厄瑞克透斯接过王权的时候，他们改名为雅典人，而当克苏托斯的儿子伊昂成为雅典人的统帅时，他们随着他的名字被称为伊奥尼亚人。”因此，对于希罗多德来说，小亚细亚12城的伊奥尼亚人与雅典人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由史前蛮族“皮拉斯基人”转变成名为“伊奥尼亚人”的希腊人。换言之，伊奥尼亚人不仅不是雅典的“子邦”，而且与雅典都曾是“前希腊人”的蛮族，区别仅仅是生活于希腊的不同地区。

　　与雅典“地生神话”对蛮族血缘的拒斥态度不同，“伯罗奔尼撒的皮拉斯基人”这一蛮族身份被伊奥尼亚人塑造成批驳“雅典是伊奥尼亚人母邦”的有力武器。在伯罗奔尼撒，皮拉斯基人被赋予了文明起源的象征意义。名祖英雄“皮拉斯戈斯”（Pelasgus）被认为同样是“土生土长”的，或者是诞生于阿卡狄亚，生育了最早的国王鲁卡翁（Lycaon）；或者被纳入阿尔戈斯的谱系，被改造成为阿尔戈斯名祖英雄的兄弟，波桑尼阿斯（Pausanias）据此声称：“在希腊人当中，与雅典争夺谁最古老和受神明眷顾最激烈的是阿尔戈斯人，正如蛮族人中埃及人与弗里吉亚人一样。”尽管“经历迁徙”的伊奥尼亚人不是像雅典人那样“土生土长”，但是他们与雅典人一样起源于蛮族“皮拉斯基人”，具有同样“古老”的历史起源，因而和雅典人同样“伟大”，换言之，雅典人并不具备统治伊奥尼亚人的“母邦”特权。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对雅典“伊奥尼亚人母邦”这一身份的驳斥实际上是对此前“雅典出身于皮拉斯基人”这一论断的延伸或拓展。不仅是阿提卡地区的雅典人出身于蛮族，而且“雅典人”的“子邦”伊奥尼亚人也是源自史前蛮族“皮拉斯基人”。一方面，伊奥尼亚12城并非自诩血缘“高贵与纯粹”的雅典人的后裔，因此后者并不具备希波战争之后鼓吹的“母邦”特权。另一方面，“经历迁徙”的伊奥尼亚人与自诩“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具有同样“古老与伟大”的历史起源，二者都曾起源于被渲染为“蛮族”的希腊史前居民“皮拉斯基人”，因此，希罗多德才要声称小亚细亚的12城“荣耀了伊奥尼亚之名”（图片），而这与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人对伊奥尼亚人的蔑视截然相反。在19-20世纪，“雅典殖民伊奥尼亚”的故事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小亚细亚伊奥尼亚诸邦起源的标准解释，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这一历史知识是雅典人为了维系所谓“雅典帝国”统治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发明创造，实际上希罗多德《历史》1.145-157对伊奥尼亚人历史起源的考察恰恰是已知文献中最早系统性反驳“雅典是伊奥尼亚人母邦”这一历史知识的案例。通过揭示伊奥尼亚人与雅典人共同的蛮族起源，希罗多德批判、警示取得希波战争胜利之后骄傲自大的雅典人及其“帝国”，雅典人并不比蛮族人和其他希腊人更为优越。

　　余论 

　　在剖析希罗多德的雅典“史前史”过程中，我们发现希罗多德的叙事似乎是片段性的。在文本表层，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雅典人与埃及人对“文明起源”的竞争，同时叙述了两种冲突的“皮拉斯基人理论”，甚至对“伊奥尼亚人”族群起源的叙述也是自相矛盾的。由此，我们不出意料地遇到希罗多德那个广为人知的“叙事风格”：有闻必录，只是记载传闻。很多学者强调，在口头文化语境中，希罗多德的史料来源是多样化的，但是，口头文化的片段性能否成为否认《历史》具有文本整体性的理由？希罗多德只是一个故事讲述者，还是一个成熟的散文作家？换言之，《历史》是否存在明确的叙事主旨和连贯的叙事逻辑？正如莫莱斯（J. Moles）所说：对雅典的态度问题几乎关系到希罗多德研究的所有方面。因此，在总结希罗多德的雅典“史前史”叙事之前，有必要解释《历史》的文本整体性是否可能？

　　默里（O. Murray）标志性地将人类学的口头理论系统带入到希罗多德研究中。毫无疑问，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文本的很多面相。但正如卢拉吉（N. Luraghi）的批评那样，将基于完全缺乏书写文化的当代人类学口头理论应用到希罗多德研究中是危险的。一个经常被征引的证据是，希罗多德曾在奥林匹亚公开朗诵他的著作，然而，这一证据是基于距离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长达7个世纪的琉善（Lucian）的想象，因而不足以证明《历史》只是在多种即时性表演场景下短篇故事的集合或汇编。恰恰相反，希罗多德明确指出，他的讲述是一种“书写”（图片）；他对叙述内容经过审慎的选择；虽然卷帙浩繁，但他明确意识到《历史》文本前后的逻辑连贯性，在叙述不同说法的时候，会有意识地加以修正，及时返回叙事的主线；希罗多德多次强调自己的文本具有整体性，既回顾上文，也预示下文。纳什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使是希罗多德笔下故事人数的“口头”述说，也是基于被书写媒介所框定的这一事实，是书写的创造物。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整体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福那拉借用荷马研究的术语，归纳为“分析派”和“统一派”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前者主张文本是片段性的，而后者则强调文本的统一性。虽然存在诸多争议，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有理由采取近年来更为西方古典学界接受的“统一派”认识，将希罗多德《历史》看作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统一文本。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前提，那么，接下来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希罗多德对雅典“地生神话”的批评为什么没有像历史学家那样“秉笔直书”，而是要采取类似于“微言大义”的叙事手法？希罗多德是否像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的分析那样，由于雅典城邦迫害而创造出独特的写作技艺？诚然，希罗多德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评论会引起观众的不快，甚至提到了一个极端的例证，弗吕尼库斯（Phrynichus）的剧作因触发雅典人的悲情而被处罚。但需要注意的是，希罗多德的这一“叙事风格”是构建自我叙述权威的手段。希罗多德在“卷首语”声称要歌颂与诗人一样的主题“荣耀”，然而凡人的“见闻”是有限的，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在没有缪斯神助的情况下证明自身“意见”的权威性。与诗人不同，希罗多德构建“历史学家”叙事权威的手段是求诸观众，如果说“如果让人们选出一切风俗当中最好的，那么他们一定会选择属于自己的习俗”；那么，最好的“意见”同样是由文本的观众自己选择。在希腊城邦世界里，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氛围中，城邦公民在参与法庭审判、公民大会表决、甚至是在观看戏剧剧情冲突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于倾听不同的见解，并自己得出判断。

　　为了让他的“意见”更具说服力，希罗多德在书写雅典“史前史”之时，一方面极力避免做出直接的批评和告诫，而是将不同的说法同时交由受众评判，如其所说：“我要做的是叙述传闻（图片），而无需完全相信，这是适用于我的全部历史的（图片）”；但另一方面巧妙地使用人称转换、一词多义、反讽等修辞手法，将他对雅典人及其“帝国”的教育和批评巧妙地嵌入叙事过程之中，进而赋予文本内在的统一逻辑。希罗多德的这一“叙事风格”与其说是像修昔底德批评的那样，一味取悦于观众，不如说是在以观众习惯接受的方式展示他的批评，并据此让他的“意见”更容易被接受。事实上，史学在古代世界经常被视作演说和修辞学的分支，所以，拉特内尔强调希罗多德的“historia”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而是一种具有演说和修辞性质的独特体裁。据此，我们不能止步于“史料”式的阅读方式，仅仅依据文本“说了什么”来判断希罗多德对雅典的态度和立场，而是必须采用文学批评的方法，考察文本是“如何说的”，通过剖析文本的叙事手法和修辞策略，揭示希罗多德精心隐藏于文本背后的真正意图。

　　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叙述的雅典“史前史”，虽然分散在《历史》的不同章节，但是，当我们借助对希罗多德叙事手法和修辞策略的分析，将这些片段性的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加以审视，会发现存在一个明确的叙事主旨：批评和回应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极力渲染的“地生神话”，换言之，希罗多德所要展示的乃是一种与城邦政治话语不同的历史知识。首先，希罗多德站在探究人类“文明起源”这一宏大的时间框架之下，将雅典人的历史起源与“文明的蛮族”埃及人对比，指出雅典人自我形塑的“古老与伟大”在蛮族人面前相形见绌。继而，希罗多德将历史书写的镜头由远至近，聚焦到阿提卡这一具体地区的历史起源，雅典人的血缘并非“高贵与纯粹”，而是出身于“蛮族”皮拉斯基人。在考察了雅典早期历史与不同类型的“蛮族”关系之后，希罗多德最后转向了“希腊人”的视角，追溯“雅典人”的子邦，亦即伊奥尼亚12城的历史起源，指出雅典不是“伊奥尼亚人的母邦”，相反，二者都是“曾经的蛮族”。概言之，希罗多德的雅典“史前史”一个逻辑明确、层次清晰的文本叙事，无论是“文明的蛮族”埃及人、“野蛮的蛮族”皮拉斯基人，还是“曾经的蛮族”伊奥尼亚人，希罗多德都在叩问为渲染“雅典帝国”合法性而鼓吹的希腊人与蛮族彼此对立的文化观念，而这恰恰是《历史》叙事主旨的体现。

　　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卷首语”，会发现希罗多德对“原因”的考察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由希腊人和蛮族人展示的伟大而又令人赞叹的业绩不致于失去荣耀”，这一宣言本身是不同寻常的。在公元前5世纪的语境中，无论是纳什强调的荷马史诗、抒情诗歌和悲剧，还是托马斯强调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希波克拉底医学，对异域蛮族的想象与描绘数见不鲜，但是，只有希罗多德《历史》如此明确地指出蛮族人的业绩同希腊人一样“伟大而又令人赞叹”。希罗多德对“蛮族”的赞叹，不仅面向雅典人，而且是对所有希腊人的警示。对于希罗多德来说，雅典本身就是“希腊人”的代表，他对雅典的教育和批评同样适用于斯巴达等其他希腊城邦，比如：斯巴达与雅典人一样，也是出身于“蛮族”埃及人或波斯人，并且采用来自蛮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希罗多德的雅典“史前史”不仅是在批评雅典人，而且是对希波战争之后沉浸于族群自我中心主义中的全体希腊人的警示。不难发现，《历史》的叙事主旨与赫卡泰乌斯的开篇“希腊人的说法众多而又可笑”一样，是对由“雅典帝国”制造，并在希腊世界流行的蛮族观念的拷问与驳斥。

　　通过书写雅典“史前史”，希罗多德不仅超越了远古时代英雄劫持妇女的神话传说，而且突破了近古时代吕底亚征服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历史记忆，将《历史》叙事主旨的探究在时间维度上追溯到“雅典人”代表的希腊族群形成的史前时代，甚至直指当时希腊人所能想象的最古老的过去：人类文明的起源。据此，希罗多德站在最古老的历史起点，摆脱了希腊城邦视角的局限，将包括希腊人和蛮族在内的“人类的所作所为”（图片）做一鸟瞰，从而构建出一种超越于城邦政治之上的历史知识。“蛮族”作为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与希腊人风俗习惯的差异和对立，更为重要的是对希波战争之后骄傲自大的希腊人的警示。希罗多德的叙事风格是“散漫”的，但他的批评却是尖刻的，芬利（M. I. Finley）指出，希罗多德的许多“意见”并没有获得古典时代雅典政治精英的认可和接受。需要承认，无论是对于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演说家，还是普鲁塔克（Plutarch）、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等罗马统治下的希腊知识精英，甚至是处于当下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在认识异己文明时摒弃“希腊人”优越于“蛮族”的偏见是困难的，但也恰恰是对这一点的认识造就了希罗多德《历史》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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