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希文明互鉴提供坚实学理基础

◇陈安民

希腊古史研究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鲜明的现实价值。学术界熟知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所论述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曾经并继续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理论界。深入理解和准确阐述博大精深的中希文明，学术界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互鉴中心的中方牵头单位，西南大学几代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和全国同仁一道，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其中，徐松岩教授所著《多彩的雅典娜：古希腊文明史述论集》，就展现了新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希腊古史研究者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追求。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多彩的雅典娜》是作者近40年研究古代希腊史问题相关成果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主体内容由8大主题构成：族群、源流与早期历史，城邦、同盟与帝国，民主政治与历史趋势，奴隶制与经济结构，史家、史料与史学，希腊与波斯、战争与和平，海盗与海洋史，探讨与商榷，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希腊古史的历史进程与整体面貌。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希腊古史研究者，无论学术风潮如何变化，作者都一直坚守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希腊古史研究。正如《自序》所指出的：“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指导，做学问的主要思路是在深入扎实研究史料的基础上，从考察古代经济状况入手，认真探讨奴隶制的实际状况，翻译、注释希腊主要历史学家历史著作，结合实地调研和考察，探究希腊早期居民源流、海上拓殖、城邦的起源和政制、邦国相互关系、国家发展道路，进而阐释希腊城邦经济结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海洋意识。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思考，在古典文明史和古史比较研究领域形成较为系统而独到的看法。”（第3页）无论是本书，还是2023年新近发表的《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一文，无不反映着作者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治史取径与史料考辨坚实、敢于阐述重大问题而成系统之论的厚重气象和宏大追求。

整体把握希腊古史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作者纵向梳理希腊古史发展、横向解释重大制度与邦际国际关系演变、宏观比较中希古史异同，从而构建起在东地中海周边与世界历史背景下认识希腊古史整体全貌的骨架，在纵横联系中言之有据地阐释了诸多重大疑难问题。正是在对历史实际的探讨中，作者对于唯物史观本身也做了准确理解、质疑批判的示范。如《关于希腊奴隶制的理论和实际》一文，批评国内学界引用经典时省略时间限制语，从而曲解了马克思所论“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的原意（第298—299页）；在《提秀斯改革新论》一文中，则依据史实质疑经典作家所言雅典国家的产生“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的论断（第51、67页）。

本书对希腊早期族源流变、国家形成、从城邦到帝国继而衰落被吞并，其间曲折、疑难皆有剖析。作者认为，从氏族部落到早期国家的形成，根本标准在“公共权力”，由此明确定性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实质上乃“早期奴隶制国家”（第119页）；雅典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变，与其抓住希波战争的历史机遇进而奴役提洛同盟诸邦紧密相关，其间版图伸缩、城建与科学文化艺术荣衰正与雅典国势盛衰相表里；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城邦危机的种种特征、斯巴达的急剧衰落都是历史发展曲折性的反映。在系统梳理雅典历史进程、横向审视希腊世界内部、罗马与古代东方诸国发展道路后，作者指出马其顿对雅典与希腊诸邦的吞并并非自然延续，逻辑的必然性并不等同于历史的必然性（第229页）。

论述重大制度演变和邦际、国际关系等问题，观点明确。从经济结构来看，即使是工商业经济最发达的雅典，最盛时期也仍然是以农业为主而非所谓“工商业城邦”（第307—318页）。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并非“持续增长”（第266—280页），民主制度亦随着霸权的扩张和覆灭而发生蜕变（第177—181、200—216页）；斯巴达黑劳士的增减、“平等者公社”存续或瓦解，也与美塞尼亚的得失紧密相关（第230—247页）。古代地中海的海盗行为具有反抗压迫和“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与近代西欧诸国的海盗殖民有“本质的不同”（第450—451页）。在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邦际关系和对外关系之中，强大的波斯帝国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希腊人视后者为“蛮族”的观念产生较晚且并非当时的主流（第323、410、431页）。

方法论反思与学术使命自觉

反思希腊古史研究中存在的“雅典中心”“希腊中心”“西方中心”和“古史现代化”等多重迷雾：诸如将克利斯提尼改革作为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标志，从而营造出希波战争是民主战胜专制的假象，褒雅典而贬斯巴达，推崇希腊而贬抑波斯，淡化希腊文明的亚非之根以突显所谓“希腊奇迹”，夸大雅典奴隶制经济的规模、片面强调其经济性质的工商业属性，等等。此类认知偏差，有些是解读立场错位导致，有些由史料解读失误引起，有些是局部问题，有些则影响到对世界古代文明发展道路的总体判断。当基于错误的参照系，中希古史的比较自然也就难免失真。立足史料、考证史实、正本清源，鉴别西方学者观点、中国学界成说，辨明希腊古史实际而找到认识中国历史的比较基点，亦系此书主旨。

史料剖析、历史研究与经典译注，互为促进、相得益彰。作者曾说：“历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求真。二十多年的译读过程，大大加深了我对希腊历史及史料的理解。”（《希腊史·译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81页）书中有关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伪色诺芬诸文，直探西方学界褒修贬希贬色、讳言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的历史根源与观念偏差，切实做到了论世知人。如认为希罗多德也可视为波斯史家，揭示修昔底德的战争史缘何特别关注邦国经济状况却有意忽略某些有损于雅典形象的重要史实，指出色诺芬区别对待雅典和斯巴达及其理想制度设计有其人生经历和社会的根源，肯定伪色诺芬对雅典民主之实质的揭示，等等，皆有理有据。    

揭示希腊历史智慧与教训，反思某些学术话语的陷阱。作者指出，雅典“帝国”的本质在于雅典人对非雅典人的政治奴役、军事镇压、经济剥削、司法管辖、宗教扩张（第103页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毋宁说是修氏基于雅典立场撰史、有意隐没和歪曲史事所造成的认知陷阱（第348、365页）；经济基础、公民权、兵源征召、集体意识之间关联密切，要注重城邦传统意识形态的建设（第127、216页）；在国际关系中，建设自己的强大军队乃自立之本（第165页）。对于中国各界来说，为人所蔽而妄自菲薄固然不妥，但盲目自大而言希腊“伪史”也值得警惕（第13、24页）。本书论述足以表明，识希腊之古，对于当下中国史学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全社会文明互鉴心态的健康培育，实有润物无声的滋养之益。

诚然，由于成文时间不一等多种原因，此文集在前沿考古资料运用、前后自洽、论述系统性上不乏可待完善之处。然其背后实有一以贯之的学术规划：“目前的所有工作，都是为撰写一部篇幅较大、内容较充实的雅典国家通史做前期准备。”（第9页）我们期待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为系统、具有思想穿透力的雅典通史尽早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