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记者 郝欣 曾江

埃及与中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埃及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充满吸引力的学科。我国埃及学研究者目前主要在做什么研究？我国埃及学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埃及学对我国学术和文化建设有何意义？近日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围绕这些问题对学界进行了独家专访。

采访对象简介

金寿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埃及研究中心主任。1991—2001年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2001年获埃及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古埃及史的研究，曾多次赴埃及参加考古挖掘和文化活动。论著有《法老――戴王冠的人间之神》、《永恒的辉煌》、《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等。

李晓东：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现任职于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参加国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子项目“西方诸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承担了其中的“古代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子课题的研究。论著有“古埃及年代学——材料、问题与框架”，《古代文明的金字塔——法老的埃及》、《埃及历史铭文举要》、《古埃及传记铭文研究》（将出版）等。

王海利：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在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2—2004年间，在复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赴埃及考察。论著有《古埃及“只娶不嫁”的外交婚姻》（《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问题》（《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法老墓迷雾三千年》、《埃及学的历史》等。

一、当下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谢谢三位先生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学术专访！请问各位先生目前的埃及学研究侧重什么领域，正在进行的埃及学研究课题的情况？

金寿福：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古代埃及官吏的职业道德观念，回国以后从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古代埃及人的宗教尤其是来世观念，另外一个是古代埃及官吏制度，从官吏们的自传以及通过分析和比较由国王、王子和高级官吏撰写的说教文来重构古代埃及官吏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并且说明其发展的内部机制和受到的外部影响。我目前承担的课题有三个，一个是即将结项的《古代埃及亡灵书》，此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核心为亡灵书汉译，同时试图将译文、内容解读和背景介绍并重；其二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埃及官吏制度研究》，希望对古代埃及官吏制度做一个比较全面和反映国外最新研究状况的论述；其三是北京市社科资助项目《古代埃及亡灵书研究》，试图在翻译和注释亡灵书的基础上对这部宗教铭文集产生的社会和宗教背景及其对古代埃及社会及后世起到的作用做深入的分析。

我国埃及学研究起步较晚。中国考古学先驱夏鼐先生在伦敦大学获得埃及考古博士学位，可惜夏老回国以后转到中国考古。新中国成立以后，林志纯先生曾经创办旨在填补外国古代历史若干空白学科的培训班，其中有已经去世的刘文鹏先生。刘老几乎是孤军奋战，埃及学无法获得突破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三位学术界老前辈的倡议下，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世界古典文明史试办班，为埃及学在中国真正生根奠定了基础。如今国内从事埃及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都先后受训于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李晓东：我正在研究的课题是“古埃及传记铭文研究”。主要的工作是整理、翻译、注释古埃及各时代留存下来的象形文字传记铭文并对其中几篇重要铭文进行详细研究，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但这个方向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

《古埃及传记铭文研究》一书刚刚完成，书尚未出版。作为前期成果发表了几篇文章，有“阿蒙尼姆哈伯铭文译注”、“伊南尼自传铭文译注”、“雅赫摩斯自传铭文译注”等文章。当然，更多的内容还在书中。

古埃及文献非常丰富，其传记文献也数量繁多，我这个研究项目不可将其一网打尽，尽管将所有的文献都整理翻译出版对中国的埃及学研究非常重要，但力量单薄，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每一篇自传铭文都像一块取自火星的岩石，我们用不同的手段和工具对其进行研究，它就会为我们提供越来越逼近真理的可能；而随着科学手段和工具甚至是理论的发展，现在觉得已经完成使命的材料还会提供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因此，就古埃及传记铭文研究这一小项目来说，我仍还有很多路要走。更何况传记铭文以外的铭文还有那么多，要做的太多，只能一点点地做。

还有一些自传铭文没有翻译，我还要继续做。此外，每篇铭文都需要认真研究，而我完成的这本书只对其中几篇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王海利：目前我侧重的领域是古埃及文字、文献研究。正在从事“古埃及文字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课题，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文字学的相关理论，指导古埃及文字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古代埃及文字与中国文字的比较研究，探讨两大文明中的人类在认知方面的差异和共性。我正在从事的另一个课题是“古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课题从古埃及文字入手，对古埃及保存下来的一篇重要的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进行拉丁化转译、中文翻译，并从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等方面对该文献进行全面的解析。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失落的玛阿特——古代埃及文献< 能言善辩的农民>研究》一书，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将与读者见面。

目前我侧重的另一个领域是埃及学史的梳理。埃及学自19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以来，至今已有两百年的发展历程，如何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国际埃及学两百年来取得的成就，探讨埃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指导我国的埃及学研究，是一项具有学术价值的工作。虽然本人的《埃及学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已经出版，但是我还想对该书进一步扩充，提炼主题，增强问题意识，凸显国际埃及学研究的前沿，从而真正起到“指导”的作用。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我将会在该领域继续努力。

二、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问您认为我国埃及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应该向何发展方向努力？

金寿福：我认为目前埃及学研究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我们的研究与国外脱节，虽然国内从事埃及学的人士早期都受教于外国专家，使用的文献也都是外文论著，但是由于语言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尚无法站在与外国同行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商榷。第二，国内研究埃及学的人员本来就少，加上这些人分散在多个大学和研究所，在文献、资金等使用方面具有局限性，又因为没有专门的埃及学期刊，学科内的交流和促进也几乎不太可能。埃及学是一个冷门学科，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但是如果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其效果一定会好许多，既有利于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学生的培养。

王海利：埃及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由于我国的埃及学研究起步较晚，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20多年来，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能够基本掌握古埃及文字，运用古埃及原始文献，从事埃及学研究的专门人才，达到了与国际埃及学界进行对话的能力。迈出这一步确实不容易，它是老一辈学者辛勤努力，奋发开拓的结果。如何让中国埃及学在国际埃及学界产生影响，获得更多的认可？如何发挥中国埃及学者的文化背景优势，体现中国埃及学者的特有视角，作出一些更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埃及学者共同面对的问题。另外，迄今我国还没有专门派出自己的埃及学者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每年都派出大量的考古人员赴埃及进行实地考古发掘。埃及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界介于语文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学科，该学科性质要求我们只有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才能在国际埃及学研究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因此，中国埃及学研究必须向埃及考古迈出艰难的一步。

李晓东：中国埃及学研究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基础的薄弱。虽然我们每年都会看到若干篇古埃及历史文明方向的论文发表，但多为嚼西方学者的剩饭。命题作文式的研究居多，即想一个题目，然后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搜集自己的资料，论述成篇，万事大吉。这样做有点像裁缝，从西方学者现成的剪裁中截取自己需要的布片缝起来，就成了中国学者埃及学研究的成果了。这样做既没为中国的埃及学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也未为中国的埃及学研究提供任何可靠的思考。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多数中国埃及学学者语言功力不够，无法直接阅读以古埃及语书写的原始文献，不得不跟在西方学者的屁股后面乞讨。因此中国的埃及学研究急需一整套可靠的原始文献翻译整理和注释的东西出现，这样中国的学者才能有米下锅。我一直在努力做这样的工作，20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埃及历史铭文举要》，但还远远不够。现在又完成了《古埃及传记铭文研究》，仍远不能满足国内学者研究的需要，因此还要继续努力。

三、研究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研究埃及学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意义有哪些？

李晓东：研究埃及学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简单地说就两个字：借鉴。历史研究有两个层面，即求真和求理。求理层面，中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积累，我们在接受西方史学的方法论和理论上已经卓有成效，且有自己的传统，应该说做得很好。但求真层面上，却是一个应该继续学习的阶段。科学的考古学诞生于埃及，被称作“埃及考古学之父”的皮特里就是在埃及考古实践中创立的相对年代学理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夏鼐先生是在英国获得埃及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也很能说明问题。此外，前些年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邀请了我们参加，其主要用意也是想借鉴成熟的古埃及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其中所运用的年代学手段，如陶器类型学的相对年代学手段、年轮断代、碳十四断代、天文记载断代等手段都借鉴了埃及学研究中的手段和理论。由此可见，埃及学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此外，历史文明研究的方法，埃及学研究早已经进入了多学科综合运用的阶段，而我们对此还只有零星的尝试，落后得太远。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医学、遗传学、建筑学等等，已经有太多的手段运用到了埃及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借鉴还只是个开始。埃及学领域科学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借鉴，为我们所用。当然，除了借鉴，埃及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范例，中国人也必须研究，把握人类文明的大势是我们历史学者的历史使命。

王海利：此问题恐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楚。简言之，埃及文明与中国文明都是世界著名的古老文明，两大文明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埃及学的研究可以为研究中国文明提供参考和借鉴，进一步认识人类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同时，埃及学研究对于提升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金寿福：埃及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界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中国与埃及一样是文明古国，研究埃及历史，认识这个古老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动因和地理环境，分析它之所以辉煌的原因和没落的根源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珍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定会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第二，从古代埃及流传下来的文物和文献很多，这为我们重构这个文明的走向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很充足的资料，西方学者在研究埃及学的过程中不仅创立了许多理论，而且引用了其他社会学科的众多理论，在学科创建和成长的历程中受到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冷战”等思潮的影响。追溯埃及学的发展过程并理清在不同阶段起到支配或主导作用的西方意识形态，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术传统，而且也会对中国学术界有参考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谢谢三位先生！祝各位先生新春愉快！我们将持续关注埃及学的发展。祝我国的埃及学研究发展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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