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

黄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0年6月，北京大学决定成立实体教学研究机构西方古典学中心，这也许会成为西方古典学这一学科在中国正式建立的标志。乃是因为，建立中心的目的即在推动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并永久性地建立这一学科。古典学是以研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对希腊罗马文明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综合研究的一门学问，在西方教育、文化和学术传统中具有崇高地位。直至20世纪早期，古典学一直是西方最主要的人文学科，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人文学科的基石。英文“古典学”（Classics）一词来源于拉丁文“高级的”、“权威的”一词（classicus，原意为“属于公民最高等级”），取其权威和经典之意。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传统上亦用philology一词表示古典学；在牛津大学，古典学则称为“高级人文学科”（Literae Humaniores）。在中文语境中，“古典学”通常具有更宽泛的用法，不仅包括西方古典学，还可用于表示东方的古典学。因此，我们把专门研究希腊罗马文明、西方学界所说的“古典学”专称为“西方古典学”。

古典学起源于希腊化时代

在西方世界，古典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其源头可追溯至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学者们对古代希腊文献的校勘和整理。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大将、托勒密王朝的建立者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设立缪斯殿堂（Mousaion，通常谬译为“博物馆”），旁设图书馆，邀请当时希腊世界一些最有名的学者在此从事研究，成为古代世界的高等研究院（可以说是法兰西学院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员等类似机构的前身）。图书馆的馆员均由一流学者担任，实是研究者加图书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第一任馆员是第一位荷马史诗的校订者、以弗所的泽诺多托斯亚（Zenodotus），可能是他第一个将荷马史诗划分成24卷；第二任馆员是史诗诗人罗得斯岛的阿波罗纽斯（Apollonius Rhodius），他以其长篇英雄史诗《阿耳戈英雄航行记》（Argonautica）著称；第三任是大学者埃拉托斯剃尼（Eratosthenes），他是数学家、诗人、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年代学家兼运动员。他第一个使用“地理学”一词，创立了地理学这门学科。他还第一个证明地球是圆的，并测量了地球周长。他发明了经纬线体系，绘制了世界地图，编订了历史事件和文献的年代。因其博学多艺，时人送予“卑塔”（Beta，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的外号，意指他在所涉猎的诸多领域都达到了第二（但却非第一）的水平。埃拉托斯剃尼的继任者是古典希腊文献和荷马史诗研究专家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他发明了标注古典希腊文发音的音标体系。第五任图书馆员则是荷马史诗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他校订的荷马史诗成为所有现代版本的蓝本。另一个希腊化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则编订了图书馆的藏书目录（Pinakes），因此而成为图书馆学家。这些文人学者业已相信，古典希腊文献承载了高级的知识、智慧和思想。埃拉托斯剃尼骄傲地称自己为“爱言者”（philologos），取热爱语言及其所传承的全部知识和思想之意。公元前1世纪后期到公元1世纪早期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描写到研究院时也把其中的学者称为“爱言者”：“缪斯圣殿也是王宫的一部分，它有一个敞开的走廊用于散步和交谈，一个半圆型凹室（其半圆形长凳适宜于讨论）和一所大房子，其间有‘爱言者们’（philologoi）即圣殿成员共用的长桌。”正是这些学者开创了古典希腊文献研究的传统，希腊化时代也因此成为古典学奠基的时期。

古典学贯穿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热衷于研习和传播古典文化。彼得拉克遍寻古典文献抄本，还模仿西塞罗的书信集汇编了自己的书信，其中一些书信是写给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古罗马文人的。薄伽丘撰写了塔西佗《历史》的摘要。洛伦佐·瓦拉不仅证明了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实为伪作，还修订了李维《自建城以来的罗马史》抄本，此前该抄本是彼得拉克搜集并亲自修订过的。一系列的古希腊文献被翻译成拉丁文。1462年托勒密的《地理学》拉丁文版出版，人们才了解了世界是圆的说法，这才有了热那亚人哥伦布航行美洲之举。列奥那多·布鲁尼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瓦拉翻译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些不懂古希腊文的学者诸如马基雅维里正是通过这些译本而进入了希腊人的思想世界。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学者鹿特丹的埃拉斯谟修订了希腊文的《新约》，还校勘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圣奥古斯丁、圣安布罗斯、圣巴西尔等人的著作。1540年英王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分别设立五个王室钦定讲座教授席位，钦定古希腊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便是其中之一（牛津的另四个钦定讲座教授席位分别是希伯来语、民法学、神学、医学；剑桥则是希伯来语、民法学、神学、物理学）。

时至18世纪，当现代古典学在德国兴起的时候，正是沿用了“爱言”这个古希腊文的词语。1777年，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的学生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据说他要求注册攻读古典学专业（studiosus philologiae），但当时尚不存在这一专业，学校乃为此专门设置了这个新的古典学专业。沃尔夫后来成为现代古典学学科的创始人，他研究的问题正是希腊化时代学者们特别关注的荷马史诗，其著作《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也成为现代古典学的开山之作。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古典学兴起之时，正是德国知识界掀起学习古典希腊热潮的时候。这股希腊热的始作俑者是艺术史学科的创始人温克尔曼，他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句名言定格了希腊艺术至高无上的审美地位。德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歌德一生追寻理想的希腊，“用心灵寻找希腊人的土地”，被称为“北方的希腊人”。莱辛和赫尔德也都是在研究古代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学说。另一个古典文化的推崇者、语言学家兼教育家威廉·冯·洪堡于1809年被任命为普鲁士教育部长，即着手改革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建立了以古典文化学习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他创办的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蓝本，也是19世纪古典学研究的翘楚。

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前期，古典学都是西欧乃至北美中高等教育的基础，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中学必修课程，掌握这两门语言也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必要条件。19世纪的西方学者和思想家多具有深厚的古典学素养。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之差异》为题，尼采中学时进入著名的普弗塔文科中学，毕业后像许多优秀学子一样进入大学学习古典学，在年仅24岁尚未取得博士学位和教师资格之时，即受邀担任巴塞尔大学古典学教授。在学校教育之外，先是英国、后来扩大到西欧和北美，中上层阶级子弟的教育还包括一个称作“大游历”（GrandTour）的文化之旅，用几个月乃至一两年时间游历和考察古典世界的遗迹和欧洲的文化名城，至此才算完成“绅士”的教育。

《洛伊布古典文丛》出版百年与古典学的普及

通过这些零星的事例，也不难看出，古典文化渗透了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进入20世纪，随着高等教育中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古典学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但古典知识业已成为基本素养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推广古典文化和普及古代经典的阅读，整整一个世纪前，犹太裔的银行家詹姆士·洛伊布捐资出版《洛伊布古典文丛》，开始系统翻译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文献，以原文和英文对照方式出版，并特意设计成小开本的“口袋书”形式，以便读者放入衣服口袋，随时阅读。这套丛书甫一出版，就受到读者欢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17年写道：“《洛伊布古典文丛》一面是希腊文或拉丁文，另一面是英文，带给我们自由之礼物。”时至今日，这套文丛不仅成为普通读者进入古典思想和文化世界的最便捷通道，而且成为全世界大学古典学专业学生乃至专业研究者必不可少的资料文献用书。

在《洛伊布古典文丛》开始出版一百年之后，我国的学术和社会发展都到了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古典传统，从根源上、“从基因上了解西方”（刘家和先生语）的时候，西方古典传统日益受到国内学界重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建立西方古典学学科，将是我们更为深入、更为系统地挖掘西方古典文明，了解其精髓、汲取其精华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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