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2015年01期

作者简介：乔治忠，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电脑技术与互联网事业的飞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这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学术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还在日益扩大。其中与文化、学术事业直接关联的电子文献和电子文献检索，一经产生，就对延续千年的图书馆工作造成很大的挑战，不得不直面应对，做出电子资源方面的建设。对此，学术界已经多所讨论和采取了不少措施。本文不拟分析上述较为宏观的问题，仅从中国历史研究者个人运用电子文献检索和史料查阅的角度，谈谈其学术上的功能和利弊。

一

历史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以往发生过的社会状况、文化情景及人物事迹，而不是正在变化着的现实与未来，因此所利用史料的范围，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圈定，有利于电子文献和互联网资源发挥出显著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由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极其兴盛，历代的积淀而形成了多种系列的史籍文献，十分方便于大型电子文献和数据库的制作，“四库全书”、“二十五史”、“四部丛刊”等等，都较早地形成了电子文本、电子数据库资源，对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

凡是不直接使用纸质或其他实物材料文本，而是利用电脑查询、阅读的图书、文献、资料，可以暂且概称之为图书文献和资料的“电子资源”，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按其内容体系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是电子文献数据库，例如当下广泛使用的“四库全书”全文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四部丛刊”数据库等，数据库多为上网使用，也可以独立安装在电脑上。其主要特点和优点是可以作“字串”的检索，所谓“字串”，是由若干字符（包括单字）联结而组成，可以是词语、概念、命题等，也可以是自行设计的文字匹配，这极大地方便了历史资料的搜集。例如在“四库全书”电子数据库检索“史学”一词，“四库全书”内所有古籍中凡有“史学”词语者会全部显示出来，即可获得历朝历代谈论史学的资料。第二是电子版的图书与文献，乃根据某种纸本的图书文献扫描或电脑输入而形成，有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种传播途径。第三是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随机搜寻资料和信息，这样的信息即使在学术范围之内，也五花八门，缤纷多彩，未免庞杂，但可以阅读、下载很多书籍文献，复制不少文章，还有大量纸本报刊见不到的学术主张，披沙拣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由于电子资源的扩展，带来划时代的巨大变化，这表现为四个方面。

１．书籍、文献、学术信息的查阅和史料的搜集空前便捷，逐步打破以往研究资源保存在不同地区、单位和团体的严重不均衡状态，挑战史料和信息的垄断行为，使历史研究较为普及、较为公平地展开，可望促成史学界学术队伍结构和学术机制的良性演化。

２．从研究方法上冲击传统的治学方式，例如原先手抄资料卡片的方法，会渐少应用，因为检索和

存储电子版原文更为便捷、可靠。纸本的专业文献目录书籍，也会被电子版逐步取代，因为这样更便于查找。在治学上，从头到尾认真阅读的专业著述将会更加集约、凝练和精要，许多史书会被列于随机检阅、抽读、选读的对象。

３．启发新的探索、新的思维，使研究成果更为多样和丰富。由于电子资源对史料的检索效率高、速度快，可以短时间完成过去阅读、摘抄方法难以承担的工作，就使研究的选题眼界大为开拓，特别是在探索长时段经济资料以及梳理某种事物、观念、语汇的历代源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４．在当下史学界，年龄较轻的学人具有利用电子资源的较大优势，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电子资源无论是在技术水平抑或覆盖范围上，都处于不断提高和扩展的进程之中，并且与电脑技术的进步、网络布局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年轻一代较早地得到电脑技术的学习和锻炼，更具有乐于接受新事物的趋向。

以上四个动向，各级学术研究的主管部门需要有清晰的了解，以便提高前瞻性，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史学研究者个人也需要认清趋势，加强相关的学习和锻炼，以免过度地落伍于时代。

二

历史学的电子资源是社会公共产品，但学者的具体运用则非常个性，每个人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体验。对于学术性电子资源运用的日益扩展，毁誉参半者有之，忧心忡忡者有之，然而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挡这一趋势的发展，我们应当积极掌握这种治学方法，更应当促进整个社会的学术性电子资源建设。

近年历史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电子版图书、文献，都以电子检索搜集资料和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甚至可能将电子资源作为主要依靠的对象，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手段具有极高的效率，可以节约时间和经费。这给指导教师提出一个挑战：为了审核、批阅学生的学术论文，导师必须也具有对电子资源一定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否则很难发现其中的讹舛、误读甚至可能存在的不端现象。而将这些问题阻遏于萌发之际，是非常重要的。

推而广之，对于史学界一些流行的观点，一些似成定论的见解，在互联网信息日益发展、电子资源越加丰富的条件下，也应当重新予以审视，因为学术信息的获得、史学资料的搜讨大为便捷，提供了重新探讨的有利条件。例如雷海宗先生的文章《司马迁的史学》（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６～２４２页），全盘否定司马迁的史学成就，虽会引起人们质疑，但文中指摘了《史记》一书的许多讹误，也可能令人觉得雷文还是有所发现。而在电子文献资源相当丰富的现在，只要稍作检索，便可识破这些指摘《史记》讹误之处，绝大多数是雷海宗先生照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而来，余下几条分别抄自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清顾炎武《日知录》等等，一概未注明来源（详见乔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学术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在缺乏电子搜索手段的过去，这种底细很难完全摸清。

雷海宗先生又在同一文章中，贬斥司马迁文笔拙劣，凡描写生动之处，都完全是抄袭了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认为“全部《楚汉春秋》除次序的变动外，大概一字不改被收入史公的作品中”（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第２３６页），而《楚汉春秋》早已佚失，那么在《楚汉春秋》佚失之前是否有过这种说法呢？经利用电子资源搜讨资料，可以确知自古以来绝无一人批评司马迁文笔不佳，相反，“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篇末赞语，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７３８页），连谴责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的汉明帝，也承认“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班固：《典引?叙》，载《东汉文纪》卷一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果司马迁真的只靠抄袭《楚汉春秋》骗取文名，汉帝与御用学者岂不予以揭露？焉能交口称赞司马迁的文才？至于说《楚汉春秋》被“一字不改”抄入《史记》，更是无稽之谈，《楚汉春秋》一些内容现在还残存于《史记》“三家注”中，检索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没有被《史记》全部录用。

目前有些机构，为了检验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学界已有论述的“重复率”，已经利用电子技术制成专门的软件，效果明显，这在原则上也应当适于检验任何学者，若此，当能有效地净化学术风气。

笔者曾经主张，中国史学史研究，不能现成地接受其他专业提供的具体结论，而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因为史学史本来就是要审视以往史学成果及发展状况，如果糊里糊涂接受其他专业对史学问题的议论，岂不是学术失职？因此史学史研究不能再随波逐流，必须要全面疏理历史学的学术史，这在原则上，适用于历史学所有的专业研究。此种设想的可操作性，就是依托于电子学术资源的日益扩展和不断富集。当然，历史学文献、资料的电子资源，不是单单用于纠正前人研究中的讹误，重要的是能够搜集到更丰富的史料，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

当今历史研究中运用电子文献资源，已然十分普遍，相信每个学者都大受其益，各有经验和体会。这里谨将笔者近期考订《越绝书》成书年代的体验予以略述，以见证运用电子资源搜讨文献、汇集史料的便捷和高效。关于《越绝书》成书年代，学界见解分歧，争议不休，笔者在修辑《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尚未完全解决，该书稿上交后和将要出版之际，才予以深入探索。学术界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如李步嘉的《越绝书研究》、《越绝书校释》，乐祖谟点校的《越绝书》，周生春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等等，与大量研讨《越绝书》及相关问题的论文，几天之内就从互联网上下载齐备。研究和撰文进程中，又随时利用电子资源检索史料、查阅文献，相当方便。在《越绝书》最后一篇《篇叙外传记》（相当于“后序”）中，叙述此书最后主持人吴平“年加申酉，怀道而终”，又把吴平临终修成《越绝书》与孔子获麟加以比拟和联系，在《越绝书》的另外一篇关于大禹之死的叙述中，也使用“年加申酉”词句，这样，破解“年加申酉”究竟是哪两年，就成为考证《越绝书》成书年代的关键。于是，通过电子信息的搜索和电子文献的查阅，了解了东汉干支纪年方法发展的轮廓，用同样方法也研习了谶纬之说中干支与五行的对应关系，更从电子文献史料检索得知：按照东汉当时历法，传说的孔子获麟和大禹自知将要病死的年份，都在庚申年。这样相互印证，遂得出结论：吴平是庚申年卧病，次年即辛酉年去世，《越绝书》基本完成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１２１年）或延光元年（１２２年）（详见乔治忠：《〈越绝书〉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的重新考辨》，《学术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倘若没有电子版图书、电子文献、互联网的搜讨及下载文献的资源，这样的论文大概是写不出来的，尤其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历史研究中电子资源的强大功能和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掌握丰富的史料，因而历史学无疑是需求书籍、文献较多的学术门类，电子资源以其使用快捷、便利的优势而造福于史学，而学者个人必须自觉、主动地紧跟形势，调整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与布局，开发和建设适合于自己治学方向的电子资源储备，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１．设立自备的个人电子图书馆，将可以下载和存入电脑的电子版专业图书、论文、资料、信息，包括可以独立于网络之外的可检索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全文数据库）在内，皆在电脑中内予以安装、储存，可以随时检索和查阅，这要比自家藏有纸本书籍更为方便。另外，有些网站如３６０ｄｏｃ，也具有建立网上个人图书馆的设置。２．尽可能获得网络电子资源的检索使用权，例如当下的中国知网、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读秀网等等，V?_?X_V騵均具有很好的史料文献检索功能。此类网络资源的建设，仍在持续地扩大发展之中。

３．随时扩充个人电子图书馆，师生、学友亦可互通有无、互通信息，加强协作。如果历史研究者能够在电脑之前，通过多种搜索引擎获得极大范围和极长时段的学术信息，可以如意地查阅多种学术典籍和学术论文，真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那么整个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成果，将跨入高速发展的新通道。

三

学术性电子资源虽然具有利用便捷的优点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不能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它仍然仅仅提供研究的资料基础，史学成就的取得还是依赖史学界诸多学者的思考、探索和相互讨论。在史学电子资源之中，扫描版的电子图书和文献来源于纸本文献，具有镜像的性质，只可阅读而不能检索，实质与纸本图书无异。而电子版“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四部丛刊”、“中国知网”、“读秀”网站等等，既具备与原书相同的镜像，也能够检索。再一种就是重新打字或转换而形成的电子版文献，如Ｗｏｒｄ文件，互联网上检索时常常出现，其中时有错码、讹误，也会有不良的信息，务须警惕。对电子资源利用表示有所忧虑者，基本是针对电脑检索而言。

李根蟠先生认为：“不管电脑检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读书……在信息时代，认真读书仍然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础。”李先生并不贬低电脑检索的作用，但提出了应当注意的几个前提条件：“１．对检索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要具备必要的知识；２．对检索的文献要有必要的了解；３．利用多种不同的匹配进行检索，既可以扩大材料来源，又可以防止片面性；４．电脑录入难免有差错，需要核对原文，有时还要进行校勘；５．对检索得到的材料，应当看它的上下文，防止断章取义”（李根蟠：《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中国农史》２００４年第２期）。这些建议是十分正确的，但还不能完全囊括史料检索方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学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电子资源虽然迅速地扩展，但迄今仍有许多历史文献、宝贵资料未被融入，许多善本书籍、稀见期刊以及史料价值极高的档案文献，依然游离于电子资源之外，短时期也无法改变现状。因此，历史研究不能单单依靠电子资源，特别是不能因为电子资源的便于利用，养成懒于寻求其他各种文献的作风。

第二，使用电脑检索史料，往往带有“欲取所需”的预设目标，即主观上早已形成观点而急切搜寻根据。因此一旦有所“发现”，容易导致不加辨析，仓促间即曲解引用。例如一篇题为《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长文，梳理国外“新清史派”的学术观点和国内学界的反应，资料丰富，条理清晰，但为了批评“新清史”观点，引用《礼记?王制》史料：“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接着就发挥了一大段错误的阐释，甚至曲解中国古代的正统论观念。查《礼记?王制》的原文，乃是“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６７页）。意思是，中国与戎夷乃至五方之民，都是各有不同禀性的，不可以强行转变，显然带有“华夷”之分的因素。而该文砍去“不可推移”四字，又曲解“皆有性也”语意，即把“皆有性”理解为现代的词语“共同性”，随之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误解（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４期）。这种谬误，即源于先有主观意念，继而用电脑检索”四库全书”，并且片断地截取语句、曲解其义。

葛剑雄等《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引《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认为这是将“历”“史”两字连用“现在发现最早的例子”（葛剑雄、周筱贇：《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页）。这也是完全错误的，错在标点断句，正确的标点应当是“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这里的“历”字作动词用，“史籍”才是一个名词，把“籍”字拆为下属，成了“籍采奇异”，则扞格不通，不成语句。“历史籍”，意思就是“经历过阅读各种史书”，这里根本不属于“历”“史”两字的连用。

应当说明，带有预设目标搜寻史料而造成曲解，不光出现于电脑检索，上述葛剑雄等之书可能是因为检索无标点的“四库全书”电子版，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做了错误的标点，也可能是受了中华书局本《三国志》错误标点的误导。但运用电子检索方法查找资料，产生此类错误的几率很大，学者要特别引起注意。

由于历史学电子资源的丰富化，还要设法防止青年学子不认真读书，仅以几种电子文本剪切拼接来应付课程作业的现象，以这种手段拼接的东西，他自己也未曾逐句阅读，只是大致扫上一眼随即粘贴而已，这种“取巧”习惯一旦养成，对当事学生就贻害无穷。因此，笔者在大学主讲《史学概论》课程时，布置书面作业一律不收打印本，要求手写，这样即使是拼抄而成，也等于经过了阅读，达到了课程作业的教学目的。

总而言之，历史学电子资源的建设和扩展，对于史学发展是利大弊小的好事，兴其大利同时除其小弊，并不存在多大困难，关键还在于理念问题。如果将之视为一项类似图书馆建设的公益事业，很多矛盾就会比较容易地解决，很多缺陷也较为容易弥补，这是史学界和历史研究者的热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