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尤其是人文学，不仅未受缺少实验设备的影响，甚至更因战火而激发了学者的潜能与情怀。

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称：“在烽火满天，四郊多垒之际来谈哲学，这是中国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国哲人的本色。”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谢幼伟列举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意指分析”的两章。由此可见，“这七年的抗战，并没有阻碍中国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们的思索更为敏锐了”。

哲学研究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

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的，则不免捉襟见肘。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其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靠如此简略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太难为教授们了。

这里涉及对西南联大学术水平及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及：“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年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赴美深造，日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单凭这些数字，人们也有理由对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充满信心。更何况，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信誓旦旦地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西南联大

毫无疑问，西南联大是当年中国最好的大学。三校合一，师资力量强，学术水平高，“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当年就慕名从中央大学转学西南联大。联大算学系教授陈省身对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也相当满意：“三校联合，教员不缺，所以我有机会开高深的课，如：李群、圆球几何学、外微分工程等。”可晚年接受采访，陈省身是这样谈论联大的学术水平的：“西南联大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矮子的时候它比较高一点，没什么了不得。”单看胡适从美国寄《拓朴学》给江泽涵教授，联大算学系老师于是分头手抄，然后开展研究；或者联大为图书借阅制订十分严苛的制度，以免学生们无书可读，你就不难明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年联大许多领域的学术水平，其实并不像今人所渲染的那样高超。

生活艰难，实验设备很差，联大教授的研究大受限制（人文学不在此列）。可也正因此，教授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这一点，单看联大的研究生教育，就很容易明白。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与管理，学籍不属于联大，故统计起来有点麻烦。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研究所方面，清华毕业了32人，北大毕业了19人，南开毕业了24人。而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三卷中的《清华研究院历届毕业生论文题目一览》（1940年—1946年），确实是32人；至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届研究生论文题目一览》（1939年—1945年），名单上则有35人（即便扣除没有论文题目的5人，也是30人）。记载虽略有出入，但联大因经费限制，招收研究生数量不多，九年间正式毕业的不到百名，则是千真万确。比起今日中国大学，一个院系每年毕业的博士硕士都不止此数，实在让人惊叹。

因主客观各方面原因，没有能力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联大，选择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这是明智之举。原本是缺憾，可扬长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名声——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体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而本科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又远在博士生之上。这就难怪，半个多世纪后的西南联大，被年迈的校友们越说越好，越说越伟大。

杨振宁之表彰西南联大，也主要集中在本科教学，尤其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如何扎实：“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多年后接受采访，杨振宁说得更明确：“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不只是联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学也好，华西大学也好）这些学校的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学到很瓷实的知识、学到很深入的知识、学到很广的知识。”

1945年秋，吴大猷建议选派物理、化学、数学人员出国考察或深造，被当局采纳。西南联大选送到著名物理学家费米门下念书的，是已念完研究生的杨振宁和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政道。李的回忆与杨的文章同调：“在抗战的时候，就是老师对学生培养的经验是很高度的……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最能说明教授识才、爱才且倾尽全力培育的，恰好是李政道本人的故事。这点，在吴大猷的《回忆》中，有很动人的描述。为了说明吴大猷晚年的回忆并非自夸，引录一段《联大八年》中的文字：

假定说联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的话，那末吴先生无疑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那件长袍简直就是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下课钟响了，吴先生总是继续守住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迟到下一堂钟声响了为止。吴先生据说是物理系最渊博的一位，正因为如此他即将与华罗庚先生远渡重洋一探原子弹的秘密。他是北大教授，在联大曾开过的课程有电磁学，近代物理，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等。

受作家笔墨的影响，很多人误以为，西南联大的理科教学很认真，文科则很随意。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称：“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时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与此相呼应的，是何兆武的《上学记》。在“自由，学术之生命”节，何也谈及联大教师讲课之绝对自由。文科教授本来就是个性强、逸事多，加上回忆文章多挑好玩的讲，后世读者容易被误导，以为联大生活全都是《世说新语》般的文人趣味。

联大教授讲课确实很自由，但我认同校史编者的说法：“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李凌在追怀联大中文系副教授余冠英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意思的是，有的教授在北平时有点所谓名士派头，如懒得看卷子，凭印象打分数等，到昆明后，艰苦环境却把这点“名士派头”磨掉了。学校对教授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教师，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教授的教学都很认真，所有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气都亲自给本科生讲课。可以说，没有一个不上课的教授，许多名教授还亲自给大一的新生上基础课。有的课程由于比较冷僻，或因其他原因，选修的学生很少，但即使只有一个学生，教师也非常认真地教课。

可与这段回忆文字互证的，是1942年暑假后朱自清讲授“文辞研究”这门课程。据季镇淮称：“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

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这些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继续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诲。

（本文选自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以本科教学为中心”一节，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转载。）

原作者: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