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30日第9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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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周伟洲的专著《藏史论考》《西域史地论集》《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新近相继出版，本报记者以此为话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1962年，周伟洲考上西北大学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民族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周伟洲说，“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马长寿先生，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在马长寿先生“史学要为现实服务，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和史论结合的史学观”的引导下，他对史学的认知与思索日渐深入和丰富。

孜孜不倦研究西北民族史

周伟洲的史学研究生涯从中俄关系研究起步。1973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承担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一书的任务，周伟洲也参加了编写。1979年该书出版后，编写组改为西北历史研究室，周伟洲也把研究领域转移到中国民族史尤其是西北民族史方面。

周伟洲表示，“在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但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敕勒与柔然》是周伟洲的第一本民族史方面的专著，另一本专著《吐谷浑史》用较大篇幅论述吐谷浑与邻近各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在该领域的空白。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周伟洲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统一和分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正确阐述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深入研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旧的史学观点，意义深远。”

构建自己的民族史研究范式

周伟洲认为，中国的民族学、边疆学研究有着自己的学术传统，与西方学者的“民族学”和“中国边疆研究”在话语和研究范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学者应将自己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我国具有重视边疆史的传统，仅中国二十五部正史中，均有边疆四夷、藩部等专传，保存了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特别是与内地王朝的关系（互动）的珍贵文献。”周伟洲介绍，从2000多年前司马迁撰《史记》开始，至清代乾嘉时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及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的兴起，至今中国边疆研究从未中断，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当然应以今天中国国土为准，即凡古代在中国今天国土内居住及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的历史无疑也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勉励史学学者向“四长”靠拢

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对史家有“三长”或“四长”的论述。在周伟洲看来，“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也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也就是说，仅有好的题材和思想，却没有好的表达文字，也是不行的；“史学”主要是指专业知识，要想学好历史，就必须解决博与专的问题；“史识”主要指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并得出科学的结论；关于“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

“此外，一个史学家还应该自觉地在选材、论述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周伟洲特别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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