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晏绍祥 ■本期主题：古代帝国治理的成与败

主持人语:在世界历史上，帝国的建立和扩张往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治理帝国虽不如拓展帝国那般令人津津乐道，但长治久安的经验或许更需要探究和深思。为此，本期策划了三篇古代帝国治理的经验教训。新亚述的行省巡察制度既扩张了王权，也有助于地方治理的完善。罗马在共和时代创建了帝国，但共和国的行省治理堪称恶劣，依靠罗马强大的武力和残暴政策，才勉强维持统一。奥古斯都之后，一方面通过大帝国小政府，让地方承担主要治理责任，另一方面继续通过庇护关系和输出罗马文化，培养地方精英，成功保持了行省对帝国的忠诚和繁荣。马其顿亚历山大可谓雄才大略，仅用十年时间就征服了直至印度河的广大地区。但帝国制度建设的滞后，尤其是王位继承制度的弱点，使它成为历史上解体最为迅速的帝国之一。

亚述帝国的行省巡察作者：国洪更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3日 14版）亚述帝国国王萨尔贡二世与臣僚交谈

亚述帝国（约公元前934—前612年）是古代两河流域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政权，行省制度构成了其政治制度的根基，因此，行省是亚述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而行省巡察是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举措。

巡察人员

亚述帝国疆域广阔，行省数以十计，不仅遍及亚述本土，而且分布在南及巴比伦尼亚、东抵扎格罗斯山区、西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西北远达安纳托利亚等广大地区。通过连接传统的商道和其他地方道路，亚述帝国建立了一张贯通全国的交通网，每个行省都是网络上的一个结点，通信是国王了解行省情况、指导地方官吏处理政务的重要手段。国王的信使奔走在王宫与行省之间，是连结国王与行省官员的纽带，他们不仅向地方长官传达国王的指令，而且时常奉命巡察行省。

亚述帝国时期，国王往往派遣侍卫、宦官、禁卫军军官、“国王的代表”和宫廷监督等人员巡察行省。侍卫是国王的贴身保镖，他们平时主要负责国王的安全，战时也不离国王左右。他们还经常赴行省传达国王的政令，巡察行省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使命。亚述帝国的宦官并非局限于在宫中服侍国王及王室成员，而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时常奉命赴行省传令，并查办案件。禁卫军是亚述帝国通过收编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组建的常备军，属于国王直接掌控的主要作战力量。禁卫军军官不仅仅执行军事任务，有时也被派往行省传令，同时调查处理行省的案件。除了直接管理的行省外，亚述帝国还包括大量间接控制的附属国，国王通常委派自己的代表驻守附属国对其进行监管，“国王的代表”有时也根据国王的命令去行省查看情况。宫廷监督属于国王的内臣，主要负责王宫内部的事务，有时也受命赴行省巡察。

国王选派身边的多类亲信造访行省，可以获知地方的真实情况，防止被有关人员蒙蔽。这些巡察人员听命于国王一人，不受其他官员管制，有助于树立他们的权威，保持巡察的独立性，更好地发挥监察作用。不过国王需要亲自部署行省的巡察，这表明亚述帝国尚未设立专门的巡察机构，行省巡察尚未形成制度。

巡察内容

虽然国王选派的亲信均非专职巡察人员，但是他们往往被赋予很大权力，巡察的范围相当广泛。查处行省官员的不法行为、化解行省的纠纷是巡察人员的首要任务。接到相关人员的举报或申诉后，国王往往委派亲信赴行省调查取证。同时，受到无端指控或国王的申斥后，行省官吏时常主动请求国王派人来行省调查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巡察人员并不仅限于赴行省了解案情，而且时常亲自审理相关案件，他们还有权逮捕上自总督下至平民的罪犯，并奉命追捕逃犯。

征发赋役、解送物资和人员是巡察人员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亚述帝国时期的赋役制度已经较为完备，行省各级官吏在赋役的征发过程中各司其职，国王委派的巡察人员也参与赋役的征发。他们不仅奉命去解决征收赋役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督促相关官吏，而且解送征收来的物资和人员，甚至越过行省官吏，直接向行省居民征税。

行省的军事行动、神庙的祭祀和对外事务也是巡察的重要内容。总督是行省的最高军事长官，平时负责维护辖区的治安，战时需要率部属追随国王或其他高官出征。但是，国王不仅委派信使去传达军令，而且往往指派他们去检阅和调动行省军队，有时还命他们去安抚惊魂未定的边境官民。虽然行省总督负责供应辖区内神庙所需的物资和劳动力，但他们无权干预祭司的活动，而国王却不时派遣使节查看神庙的情况及其祭祀活动。附属国君主和使臣觐见亚述国王往往需要经过行省的辖区，行省官员无权处理对外事务，国王通常专门安排赴行省巡察的信使接洽他们。

弹劾官员、纠察政务、体恤民情是巡察的基本任务，然而，亚述帝国巡察人员的诸多行为已超出了行政监察的范畴，审判案件、追捕逃犯等行为是对行省司法权的侵占，征收赋役和运输征收的物资与人员则是对行省行政权的侵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军事行动、祭祀活动和附属国朝觐是古代君王最重视的事务，国王抛开行省官员而委派近臣赴行省办理上述事务，表明国王对地方大员心存疑虑。另外，亚述帝国的监察任务没有一定之规，巡察人员不定期到访行省，可以有效地防止监察人员与监控对象建立紧密的联系，形成共同的利益链条，进而影响巡察的实效。

巡察的实质与作用

巡察人员与监察对象互不统属，不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二者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制衡局面。虽然巡察人员在行省威风八面、无所不能，但是，他们毕竟只是国王的侍从，职位普遍不高，平时并没有掌握多少实际权力。与之相反，被巡察的行省总督和城市长官奉命总揽一省或一城的军政大权，属于国家的重臣，其职权和地位远非官阶较低的国王近臣可比。国王之所以委派职位不高的近臣巡察行省，一是因为这类人员比较容易驾驭，防止其擅权；二是因为他们对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心存忌惮，也会收敛自己的行为。尽管巡察人员与巡察对象都属于国王的亲信，但他们在行省事务管理上存在一定的权力竞争，国王实际上是用左手掣肘右手，既可以实现对行省高官有效的监督，又可以防止巡察人员越权乱政。由此可见，巡察人员不过是国王的耳目，行省巡察实际上是王权的延伸，是国王维护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

尽管亚述帝国既没有配备专职的行省巡察人员，也没有设立固定的巡察目标，但是，亚述行省很少爆发民众反抗官吏暴政的骚乱，也罕见高官发动脱离亚述的叛乱，其中巡察在维护行省统治秩序中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一方面，巡察震慑了地方官吏，保证了国王政令的畅通，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助于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巡察有助于国王掌握行省的实情，便于国王驾驭行省官员，不给企图叛国投敌者可乘之机。然而，由于亚述帝国行省巡察自身存在的先天性不足，其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一，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巡察制度，巡察人员遴选的随意性和巡察的事后追查性质，大大降低了行政监察的功效；其二，巡察人员有时超越行省官吏，直接插手行省的具体事务，难免会干扰正常的行省管理，背离了国王促进行省治理的目标；其三，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一些巡察人员恃宠而骄，恐吓、勒索地方官吏的事件不时见诸相关官吏的申诉信中，违背了国王稳定行省统治秩序的初衷。

总之，亚述帝国的行省巡察在本质上是国王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制的一种策略，客观上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但其自身的缺陷影响了监察效能的发挥。

（国洪更，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王位继承制度与亚历山大帝国的瓦解作者：晏绍祥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3日 14版）

亚历山大进攻波斯人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在平定国内的动荡和希腊城邦的反抗后，率兵东侵波斯，历经十年征战，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不过，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刚刚去世，部将之间就爆发了激烈争吵，随之演变为马其顿人之间的内战。经过近20年残酷的战争，帝国彻底解体，再也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

与罗马帝国700年的统治（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末）比较，亚历山大帝国确实短命。关于帝国的分裂，古代作家们几乎一致将其归于亚历山大部将们的野心。当亚历山大的尸体还停留在巴比伦时，将军们就已经开始了对行省的瓜分，“对各个将军而言，这次分配几乎就是天上掉馅饼，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它也提供了一个扩张他们领地的绝佳机会，因为随后不久，犹如他们是在瓜分王国而非行省一样，他们就变成了国王而非总督，不仅为他们自己获得了巨大权力，甚至把权力传给他们的子孙了。”

现代学者不愿接受这种简单化的解释。英国古史学家哈蒙德宣称，内战的爆发源自安提戈努斯的背叛，安提帕特和克拉特鲁斯的轻信，佩狄卡斯的特别无能，还有马其顿人的被误导。易言之，帝国的分裂，所有人都有责任，唯独亚历山大和马其顿的制度没有责任。哈蒙德的英国同行福克斯认为，亚历山大帝国亡于“时间和距离这个更古老的敌人，加上那些因为他偶然的早死而造成的将军们的内战”，似乎只要亚历山大足够长命，这个帝国还可以维持。但是，古代作家阿利安已经发现，早在亚历山大征战印度和撤军回巴比伦途中，已经有诸多地方统治者开始了胡作非为，为此国王不得不处死了部分总督，撤换了更多的总督。德国学者维尔肯则指出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另一重要弱点：帝国实际上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即马其顿、科林斯同盟和亚洲的征服地，但直到亚历山大去世，“他都根本没有为控制整个地区创造新的法律模式。他仍是马其顿国王，科林斯同盟和亚洲的君主国都通过他个人被统一绑定在这个称号之上。整个帝国的统一依赖于他个人。”西澳大学古代史教授博斯沃斯指责亚历山大基本继承了波斯帝国的管理制度，从无长远打算，基本的目标一直是总督区的和平以及对他的王权无条件的承认。换句话说，亚历山大未能为新帝国创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保持帝国长期的统一。

在笔者看来，制度上的不完善肯定是帝国解体最为重要的原因，这里只讨论王位继承制度。罗马帝国的继承制的确不够完善，但奥古斯都确立的家族世袭与元老院共存的体系，在一个具有悠久共和传统的大帝国中，至少大体保证了帝国约200年的和平。与此相反，到亚历山大时代，马其顿王室虽号称王统已经世袭数百年，但继承制度始终不够完善，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蛮族的世袭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国王可能拥有专制权力，掌管王国内的一切事务，还是臣民与神灵沟通的中间人，但他缺乏职业官僚和军队的支持，需要依法而治。尽管数百年的君主统治确保王统不会流落到王室家族之外，但具体由谁来继承王位，则取决于继承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并且得到民众和贵族的支持。如果继承人能力和实力不足，即使勉强坐上了国王的宝座，也可能被其他人取而代之。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本是国王阿明塔斯的摄政，但阿明塔斯继位时是一个孩童，国事取决于摄政，大概只是一到两年的工夫，腓力便不客气地废黜了有名无实的国王自立，成为马其顿历史上著名的腓力二世。

亚历山大继位的过程，表明王位继承人在获得必要的支持之外，还需要尽可能地消灭王室内其他竞争者。当腓力在婚宴上意外遇刺时，亚历山大虽然只有20岁，但他已经拥有了相当丰富的政治和军事阅历。16岁时，他已经独自领兵出征，击败米狄人。喀罗尼亚战役时，他统率骑兵，战功卓著。父亲外出时，亚历山大曾代掌国政。尽管如此，腓力的突然去世仍给亚历山大的继位带来诸多不确定。因为母亲奥林匹亚丝与腓力关系恶化，亚历山大一度与母亲流亡。后虽返回宫廷，但腓力的新宠克莱奥帕特拉成功为国王生下儿子，地位迅速窜升。她的兄弟阿塔鲁斯是马其顿老将帕尔麦尼翁的女婿，正在亚洲统率大军。所幸另一大将安提帕特在腓力被刺后迅速控制了宫廷，让亚历山大出现在军队面前，使其获得了军队的正式承认。接着亚历山大清算政敌。被腓力赶下王位的阿明塔斯如今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仍被控告密谋反对亚历山大，并被处死。在帕尔麦尼翁的默许下，阿塔鲁斯也被清除。其他竞争者被指与腓力的刺杀有牵连，陆续被消灭。至此，除腓力与宝琳娜所生的有些智力障碍的阿利戴乌斯外，王室内部再无任何可能挑战亚历山大权威的男性后嗣。

亚历山大之所以这样处置王室的男性亲属，并非天性残暴，而是马其顿传统使然。作为一个名义上集所有大权于一身的国王，他不仅面临着来自王室内部的挑战，而且需要赢得民众的支持。就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长达数百年的马其顿王室继承史，大多以内战的形式完成。如普鲁塔克意识到的，“如果他（亚历山大）看上去哪怕只削损了一点点威严，所有的敌人就会开始向他进攻。”一旦丧失权力，则他本人纵然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也不可得。保证国王统治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对所有可能的竞争者予以人身消灭。

可是，类似做法在巩固王权的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旦现任国王突然去世而又无合法且有能力的王位继承人，则势必围绕王位掀起一场血雨腥风。马其顿国王作为军事统帅，需要亲自领兵冲锋，加大了王位继承中的不确定性。在多次征战中，腓力自己的身体就留下了大量伤痕，甚至失去了一只眼睛，亚历山大继位时年仅20岁，尚未婚配，更无合法子嗣，在战场上也是冲锋在前。格拉尼科斯河战役中，马其顿人首次意识到了亚历山大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当时亚历山大遭遇波斯重要将领的围攻，如果不是克莱图斯及时出手，这位马其顿国王极可能丧生。一旦国王战死，则意味着远征失败。在戈尔狄亚，亚历山大因着凉病倒，几乎不治，而且军中谣传他的医生腓力要害他。虽然亚历山大侥幸痊愈，但国王和他缺乏继承人的问题再次成为话题。最著名的例证，则是他在印度进攻马利亚人时身受重伤，几乎再次不治。阿利安就此评论道，“消息传开后，全军先是一阵恸哭。哀伤过后，随即想到全军统帅今后谁属的问题，就又陷入悲观失望之中……当大家想到怎样才能安全回到自己家乡的问题时，也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全军正处在众多好战部族重重包围之中。其中有些还未归顺，这些人必将为他们的自由而顽强战斗；另一些则因对亚历山大的恐怖一旦消除，也必然会反叛。万千官兵感觉他们现在已陷入了无法到达彼岸的迷津之中。失掉了亚历山大，仿佛一切都没有指靠和希望。”个人化的王权造就了亚历山大的伟大，同时也预示了帝国的弱点：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亚历山大个人的命运。

然而，王位继承似乎始终未提上亚历山大的议事日程。回到巴比伦后，他仍忙于征战，虽然此前他已与罗克珊娜结婚，但尚无合法子嗣。他每遭遇一次危险，就意味着马其顿的统治陷入一次危机。当他在巴比伦去世时，危机终于爆发。因缺少合法且有力的子嗣继位，就在他的尸体边上，将领们开始了对帝国的第一次瓜分，接着开始了内战，最后终于彻底分裂了他的帝国。马其顿脆弱的君主制，加上亚历山大过早的去世和对继位的缺乏安排，成为帝国迅速瓦解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晏绍祥，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大帝国与小政府：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治理作者：宋立宏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3日 14版）

北非突尼斯3世纪前期的马赛克镶嵌画——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肖像，见证了罗马经典文化在帝国行省的传播。

在古罗马，荣誉对于一位贵族最为重要，而荣誉主要来自两个领域：军队和法律。西塞罗虽然在法庭上雄辩滔滔，但他的声望无法企及同时代战功赫赫的恺撒，他自己也承认：拓展帝国总能比治理帝国收获更多荣誉。个别贵族对荣誉的追逐，而非事先精心谋划的“大战略”，才让罗马人建立了一个西起不列颠、东至波斯湾、囊括整个地中海的大帝国，并将之统治了近500年。

一旦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各行省地方社会就受到罗马权力运作的基本方式，即传统的庇护制的笼罩。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之间的关系是长久、互惠、自愿和不对等的。皇帝高居金字塔顶端，是整个帝国最大的庇护人，他垄断了政治决策、把持着所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控制着军队，由此通过层层庇护关系作用于社会底层。不过，皇帝总体上是被动的，他无意制定诸种政策，主要是对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要求作出反应。必要时，他会亲自出巡行省，以武力保障和平；更多时候则通过批复来自行省的申述维持帝国秩序。以今日眼光看，不少申述微不足道，但皇帝却不厌其烦，一一细加批复，十分在意维护自己勤政亲民的形象。这些批复被编入罗马法典，它们的存在既表明各行省日益接受了罗马法的约束，又显示出皇帝将倾听和审理诸种琐碎的纠纷视为自己的首要天职。

各行省总督为皇帝服务，负责维持行省治安。4世纪以前，他们集行政权和军权于一身，驻军越多的行省，对总督的政治资历要求越高。而出任总督职位，亦可把行省作为筹集选举花费、培植门客党羽的资源。为了追逐荣誉，满足家族期待或个人野心，总督生活在一个不断流动的晋升体系中，没有为出任某个职位而接受专门训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官员。在行省中，总督唯一不便插手的领域是财政，源源不断的税收构成罗马帝国运转的基础，但这由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专员打理。除了负责征税，财政官员还常常充当皇帝眼线，监督总督的一举一动。总督和财政官员的互相掣肘与罗马帝国的小政府有关。在公元2世纪，帝国行省中这类高级官员的总数只有大约150人左右，平均每个官员要管辖35万到40万人。如此少的官员治理如此大的帝国，官员之间的彼此牵制就很有必要。

罗马高级官员的数量虽然屈指可数，但在公元头两个世纪，军人的数量却有30万人之多，军人和平民的比例高达1：150。显然，军队是保障罗马帝国正常运转最强大的机器。自从奥古斯都及其继位者把不扩充帝国疆土作为一条原则确立起来以后，军事荣誉本身已难以成为一个目的，它更多是为行省的罗马化创造条件。罗马公民组成的正规军士兵需要能够读写拉丁文，从而可以被分派各种行政任务，他们当中还不乏能工巧匠，所铺设的道路就深刻改变了行省的地貌，影响至今可见。辅助军士兵由非罗马公民构成，并越来越多地从行省招募。无论正规军还是辅助军，都有固定薪水，这在希腊罗马世界实属罕见，军人的收入远高于普通百姓，军人的消费能力对行省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可观。辅助军士兵退役后自动获得罗马公民权，他们的儿子可以加入正规军，因此，通过将行省居民招募进辅助军，罗马不仅把这些不识字的蛮族转化为有修养的公民，从而化解可能存在的地方动乱因素，更成功将帝国的防御任务转嫁到行省居民身上。

官僚体系的缺乏又给地方自治开辟了很大空间。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和控制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一开始会以藩属王国的形式出现，那里的地方统治者对罗马友好，像总督那样受皇帝直接庇护，并拥有罗马公民权。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罗马接受教育，借机拓展人脉，而后者在皇帝眼中则是确保其父政治忠诚的人质。随着时机成熟，藩属王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便逐渐被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所代替，地方贵族取代藩属王承担起日常的行政管理。

罗马人在被征服地区着力推行城市化。各类城市尽管政治地位互有高下，但都照搬了罗马政治体制，并克隆了由少数富人控制大部分权力的罗马政治理念。在庇护制的作用下，那些社会关系广泛、号召力强大的地方贵族是总督的首选目标，总督帮他们获得罗马公民权，让他们接受罗马式教育，逐步融入罗马文化和社会；作为回报，他们帮助罗马官员维护治安和征税，并互相攀比，竞相出资兴修神庙、广场、竞技场、剧院、澡堂、引水渠等罗马式公共建筑。事实上，帝制区别于共和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行省城市中的各种公共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与共和时期罗马城靠从被征服者那里劫掠战利品来装点形成鲜明对比。地方贵族如果才能出众，会成为直接被皇帝庇护的人，甚至可能成为皇帝。公元98年，西班牙人图拉真成了第一位来自行省的罗马皇帝，而公元247年罗马举行建城千年庆典时的皇帝曾是一位阿拉伯酋长。各地上流社会的成员通过庇护制被不断整合进罗马的政治传统，帝国的政治精英由此不断得到补充与更新。罗马人在鼎盛时期能维持大帝国与小政府的奥秘，正在于对地方贵族的教化。

从罗马法的角度看，罗马世界的“城市”（civitas）不是一个能与周边的乡村分割开的概念，这对人们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市中心的公共设施虽由地方贵族出资建造，却是为商人、工匠、专业人员、退役士兵、低级官员等全体城市人口的享用而建。他们在这些作为罗马统治化身的公共建筑当中穿梭游走，久而久之便产生共同的记忆与想象，萌发了共同的认同意识。当罗马帝国的臣民提及“祖国”（patria）时，这个词总是指他们出生的那座城市；哪怕最终客死异乡，他们仍会在墓志铭上透露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这种纽带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是对有关公民权法律的反映。奥古斯都就明示，一个人在其家乡城市的公民身份终身有效，应尽的服务也要持续终身；换言之，即使已经成为罗马公民，依然不能因此免除一个人对其出生地的义务。罗马法对行省居民潜移默化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这套维持大帝国与小政府的方法，进入3世纪以后开始瓦解。此时，中央政权分崩离析，皇帝之更换一如走马灯，这令占据帝位者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逐步放弃了早期帝国时的那种亲民姿态，变得越来越高高在上、难以接近，妄想以此摆脱遭废黜的命运、或打消他人篡位的念头；另一方面又日益依赖军人的忠诚，皇帝塞维鲁在211年给两个儿子的临终遗言是“团结一致，让军人富裕起来，其他人都可以不屑一顾”。从此，皇帝愈发不像“首席公民”，而更像职业军人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也在晚期罗马帝国得到进一步提高。争先恐后地出资为所在城市作贡献一度令地方贵族倍感自豪，但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如今他们已不堪重负，皇帝对他们的困境视而不见，反而通过子承父业的立法堵死了他们的退路。在2世纪那些贤明皇帝的统治下，贵族视皇帝为自己中的一员；但在晚期帝国，贵族反对皇帝成为一个重要特征。最终，替代大帝国与小政府的，是一个裂痕累累的晚期罗马帝国和官僚体系不断增生的大政府。

（宋立宏，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宗教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