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①]

徐松岩

内容提要：公元前5世纪末是雅典乃至希腊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雅典内忧外患、政变频仍，诸派政治力量明争暗斗、彼此角逐，情况错综复杂。塞拉麦涅斯无疑是其间雅典政坛上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在传统寡头贵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公民集体内部诸派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塞氏主要代表工商业者集团的利益，立足于雅典国家的根本或长远利益，积极参与或主导多次政变，力图通过非法手段执掌政权，再以合法的举措“托古改制”，以期扩大雅典兵源，缓解财政危机，维护城邦的独立。塞氏的政策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赢得雅典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的称誉，并非偶然。

关键词：塞拉麦涅斯 雅典 民主制 “托古改制”

公元前5世纪末是雅典乃至希腊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也是一个重大转折时代。希腊世界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在陆上，在海上，展开殊死较量，这场古代希腊的“世界大战”对于获胜的斯巴达和失败的雅典其后的历史走向都发生重大影响。其间雅典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外交、文化以及民众的心态诸方面都发生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变化，这段历史一直被认为是希腊古典时代历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探讨雅典民主政治嬗变的重要节点。

这一时期雅典社会历史的相关资料虽较为丰富，但是其间某些历史事件如雅典在公元前411—前403年间数次政变的具体细节，特别是“三十人”[②]执政前后雅典诸党派的政治主张，缺乏翔实可靠的记载，古典作家遗留下来的史料往往语焉不详，甚至相互矛盾，近代学者的阐释也是见仁见智。雅典帝国末期和瓦解后，雅典城邦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重新建立起来的民主制与此前究竟有何区别，现代史家所说“塞拉麦涅斯的宪法”实质内容如何，迄今为止仍迷雾重重，难有定论。[③]

近代以来，国际古史学者在雅典历史研究中，似乎都未充分重视对其政坛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塞拉麦涅斯的研究。塞氏在古代就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修昔底德认为他“多谋善断、辩才出众”，[④]有人称誉其为雅典“史上最优秀政治家”，也有人贬斥其为反复无常的“墙头草”（见下文），时至现代依然褒贬不一，争议不断。[⑤]19世纪历史学家G.格罗特和20世纪学者N. G. L.哈蒙德就分别对塞拉麦涅斯个人品格作出“卑鄙小人”和“正人君子”截然不同的评价。[⑥]在两篇专门讨论“塞拉麦涅斯的宪法”的论文中，作者引述近代欧美学者的种种分析，依然难以确定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30、31章所述雅典宪法的性质及其与塞拉麦涅斯的关系。[⑦]有些学者则采取折衷观点，陈述基本史实，不作明确评价。J. B.布瑞指出，民主派怀疑塞氏为寡头分子，寡头派猜疑他为民主派人士，在那个动荡无常的时代，塞氏力求引导邦国走一条避免极端化的中间路线，难免被诬为“墙头草”。[⑧]《牛津古典辞书》认为，塞氏作为“三十人”之一，因与极端分子尤其是克里提亚斯发生争执，而被后者处死；并且认为塞氏“多变的政治立场既遭到民主派分子的吕西亚斯的批评，也招致寡头派分子的克里提亚斯的责难”。[⑨]国内有研究者指出，塞拉麦涅斯与克里提亚斯是“同伙”，认为他“参与公元前411年的政变，雅典战败后又参与三十寡头的统治，是一个地道的寡头分子”。[⑩]

塞拉麦涅斯出身显贵阶层，其父乃是伯里克利同僚将军哈格浓。大约自公元前411年起，塞氏在雅典政坛上崭露头角。塞氏一生倾力参与或者主持的6件大事如下：（1）前411年积极参与政变并建立“四百人”寡头政府；（2）四个月后成为推翻“四百人”政府、建立“五千人”政府的主要领导者；（3）此后4年，在赫勒斯滂地区指挥舰队作战，致力于恢复雅典海上霸权；（4）前406年参加阿尔吉努塞海战；（5）挑动民众起诉并处决6名将军的主要推手；（6）战争末年率使团与斯巴达人谈判，是“三十人”政府的主要组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1]

以往研究者有将塞拉麦涅斯归于贵族寡头派、民主派、中间派、温和寡头派、温和民主派等多种不同意见，但讨论者通常各抒己见，未见哪种观点具有特别强的说服力。问题的根本在于对塞氏的历史际遇有不同的认识。本文拟从梳理公元前5世纪最后10余年雅典政治变动的脉络入手，全面探讨塞拉麦涅斯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厘清与塞氏相关的主要史实，从而对塞氏个人作出相对确当的评价。

一 政坛剧变与塞氏的政治主张

古典作家修昔底德、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都对塞拉麦涅斯有过比较翔实的记载和评述。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塞拉麦涅斯在公元前411年推翻民主制政权、建立“四百人”政府中发挥过突出作用，开始成为雅典政坛的风云人物。当时雅典刚刚经历了西西里远征的惨败，斯巴达人及其盟军两年前开始在阿提卡乡村长期驻扎、反复蹂躏，优波亚诸邦、开俄斯等纷纷起兵反叛，他们的死敌斯巴达人又与东方宿敌波斯人签约结盟；雅典帝国内忧外患，形势危如累卵。为了赢得波斯国王的好感和资助，挽救雅典在战争中的岌岌可危的颓势，雅典当政者被迫答应成立“四百人”政府，对雅典公民则声称把权力移交给5000名“能够自备武装者”；[12]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西西里灾难发生之后，当拉栖代梦人方面因为和波斯国王订立同盟而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雅典人）就被迫废弃民主政治而建立‘四百人’政府了”；有关的决议案是由佩索多鲁斯起草的，主要内容是成立一个30人的宪法修订委员会，“他们在郑重宣誓起草他们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方案之后，应起草公共安全方案”；[13]接着，他们采取了废除违法法案申诉（graphy paranomon）、告密和传讯的程序等措施，并制订了如下宪法：“邦国收入，除战争外，不得用于任何别的方面；所有官吏在战争时期均为无薪俸的……在战争时期，所有其他政府职务均须托付给那些在身体和钱财方面最能为邦国效力的雅典人，其人数不少于五千人；这些人有权跟任何合其意愿者缔结条约；……提出五千人名单”[14]。亚里士多德指出，塞拉麦涅斯是推翻民主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5]

这里有两点需要提出说明：其一，成立宪法修订委员会，修改宪法；其二，废除违法法案申诉。二者必须同时并行，才能顺利实施改革。因为在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下，凡议事会或公民大会决定的法案与现行宪法相抵触者，或者不合程序者，公民可以提出申诉，在法案成立后一年之内，原法案的动议者应负其咎。因此，要实现修订宪法的目标，必须先废除此法。修昔底德指出，塞氏大力推动下建立“四百人”政府的“目的并不是危害城邦或公民，而是想保全整个邦国”；他希望“掌握政权的不仅是四百人，而是五千人”[16]。由于“四百人”政府主政者并未按照塞氏的要求去做，塞氏便组织起反对派，激烈抨击当权者；强烈要求“那‘五千人’应当明确指定出来，使这个团体不仅仅在名义上存在，而且实际上也存在；主张政府应建立在更加公平合理的基础上”。[17]

这样看来，塞氏的主张和“四百人”政府的核心成员即那些当权者似乎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四百人”并不希望“五千人”实际存在，“他们认为，在（雅典）帝国境内有如此众多的同仁与他们共同执掌政权，这完全就是民主政治了；而保留‘五千人’的不确定性，会使民众相互畏惧”。[18]显然，“四百人”是主张实行寡头制，反对实行民主制的，而塞氏的主张似乎很接近民主制。大概正是由于这样的根本性分歧，塞氏最终不得不和“四百人”政府分道扬镳，并成为推翻这个政府的主要人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四百人”把持雅典政权约4个月以后，以塞拉麦涅斯为首的人士推翻了“四百人”政府，并由他主持建立被称为“五千人”政府。正是这个新政府博得古典作家的一致好评。修昔底德这样评述道：

他们废除了“四百人”政权。他们投票决定：把政权移交给“五千人”，所有能自备重装步兵装备的人都有资格成为“五千人”的成员；还规定，任何担任公职的人不得享受薪金，违者将遭到神的诅咒。后来他们举行过多次其他会议，在这些会议中，他们选举出起草法案的人，并采取了其他各项措施，修订宪法。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比以前都要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民众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邦国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19]

这实际上是对塞拉麦涅斯的一个全面、明确的肯定。亚里士多德对此也有类似的评价，指出：

他们废黜了那“四百人”，将政务交给具有军籍的那“五千人”去处理；他们还投票决定，任何公职均为无薪职。最积极地促成此次废黜者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和塞拉麦涅斯，他们憎恶“四百人”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一味独断专行，根本不咨询那“五千人”。可是，在这危难时期，这些人看起来治理得十分出色，尽管战争还在延续，而且政府仅掌握在这些具有军籍的人手里。[20]

塞拉麦涅斯在希腊古典作家笔下赢得这样的称誉，实际上也拥有众多支持者，并不是偶然的。塞氏在此前默默无闻，他的迅速崛起，大概正是与他一贯政治主张密切相关的。他主张把邦国利益置于至上的地位，厉行节约，所有开支都尽可能服务于迫在眉睫的战事。[21]

那么，塞氏主要代表哪些民众、哪个阶层的利益？古代史料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有关史料在行文上也相当模糊。伯罗奔尼撒战争其间大量公民伤亡，人数剧减。据N. G. L.哈蒙德研究，雅典中上层公民由前431年2.6万锐减为前410年的9000人，前404年仅有约3000人。[22]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的首先是那些以农业和土地为主要财源的社会阶层，从而使公民集体内部各集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伯罗奔尼撒战争特别是狄凯利亚战争对于雅典的贵族派和以小农为主的民主派力量的巨大损耗，催生了第三派力量的崛起。亚里士多德指出：“在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陆军屡败，由于对全部登籍公民实施强迫兵役，贵要阶级悉数出征，大批阵亡[平民相形而成为绝对的多数，民主势力便顿时扩张了]。”^[23]羊河海战后不久，以塞拉麦涅斯为首的雅典使团，通过和斯巴达人的谈判，争取到“根据祖先宪法治理政府”的条件。[24]此时雅典国内比较强大的几股政治势力都有各自的打算。亚里士多德指出，“和约之订立，本以他们根据祖先宪法（patrios politeia）治理政府为条件，因此平民党派企图保持民主政治，但是，在有声望的雅典人（hoi gnorimoi）当中，那些政治集团（hetaireiai）[25]的成员以及和平之后才由放逐中归国的人，却力图建立寡头政治，而没有组成任何政治集团但在其他方面声望绝不亚于其他公民的人们，则旨在恢复祖先宪法；属于这一党派的……其主要的领袖则是塞拉麦涅斯。”[26]

塞氏及其追随者并未掌握实权，“三十人”政府的主要领导者克里提亚斯等人，他们是听命于斯巴达人的。“当他们（三十人）在国内的地位比较稳固的时候，他们就对任何公民下手了，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是在扫除这些危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不下1500人”。[27]

如此看来，塞拉麦涅斯虽然也是“三十人”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和寡头派领导人克里提亚斯的政见迥然不同。亚里士多德写道：“塞拉麦涅斯看到国家正在这样零落衰败，他愤恨目前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不断劝告他们停止他们的胡为滥作，并让比较高尚的阶级参与国事。最初，他们反对他，但是，当这些建议的消息散布到大众中间，而一般民众开始倾向于塞拉麦涅斯时，他们就惧怕他会成为人民领袖而推翻寡头政治，于是他们把三千人登记了，目的在于使他们参加政府。可是，塞拉麦涅斯又批评这个办法，第一是因为他们虽然愿意让那些值得尊敬的人参加政府，但他们只让三千人参加，好象才德只限于这些人一样……。”[28]

公元前404年冬雅典流亡者占领了费列，“三十人”政府派出的军队也铩羽而归，形势急转直下，对寡头党人更加不利。他们决定除掉塞拉麦涅斯。随后以克里提亚斯为首的“三十人”在斯巴达驻军的保护和支持下，解除人民的武装，大肆捕杀他们的政敌，许多无辜的麦特克和公民都死于他们的屠刀之下。[29]

塞拉麦涅斯挺身而出，冒死与寡头派作最后的抗争。他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回击克里提亚斯对他的诬陷诽谤，揭露“三十人”政府卖国误邦种种恶行，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

克里提亚斯说我是叛徒，其实真正的叛徒是那些不公平地褫夺他人财产，并且屠杀无辜人民的人，是那些使自己的敌人不断增多的人，这些人既背叛了他们的朋友也背叛了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正如他宣称，我是一株“墙头草”，因为我试图去迎合两个党派。……就你们而言，在民主政治时代被认为是所有人当中痛恨平民的最甚者，而在贵族政治下，你们又表明是所有人当中仇视贵族最甚者。

克里提亚斯啊，我从来没有停歇与这样一些人的斗争。他们认为，除非奴隶们和那些分文没有而出卖邦国的人也参加政府，否则就不算是优良的民主政制；另一方面，我也曾与这样一些人为敌，他们认为只有使城邦达到由少数人绝对统治时，才算是建立了最好的寡头政制。但是，引导政府与那些具备服役财产资格者，或者达到骑士或达到重装步兵财产资格的人们合作。——这是我以前所认为的最佳蓝图，如今也毫不改变这一观点。

克里提亚斯啊，如果你能够举出我与平民领袖或专权的君主合作，或褫夺有名望者的公民权的任何一个例证，那你就说出来。因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如果我犯过这种罪行，我甘愿一死，决无怨言。[30]

综括塞氏的言与行，其政治立场可以归结如下：其一，他始终如一地反对寡头政治，反对寡头制政府的种种违法行为；其二，他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居民中，似乎颇有威望和号召力；而比雷埃夫斯的居民中工商业者的比例较大，被认为是更具民主倾向的；[31]其三，他曾倾力支持建立“四百人”和“三十人”的寡头政府，同时又是积极推翻这两个寡头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说明他的主张和寡头派格格不入，对于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的一种较为合理而可信的解释，是以塞氏为代表的这股政治力量欲借助当权者，来达到自己党派所企求的某种目的。所以把塞氏归于寡头派似有不妥；其四，他们所推行的是一种务实的政策；其五，主张把政权交给能够自备武装者，实际上就必须修改宪法，尤其是要废黜前451年的公民资格法，所以他在前411年要求把那“五千人”指定出来，在前404年要求把那“三千人”的名单予以公布，强调在此以外凡符合条件者都可以参加政府的管理，主旨就是扩大公民权；其六，塞氏及其追随者破坏一切政府，并且极力主张“恢复祖先的宪法”，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核心主张——“托古改制”。[32]

二 “托古改制”与塞拉麦涅斯之死

雅典民主制曾经对雅典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民主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决策方式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而现行法律也难以保障邦国有相对充足的兵源；因为此时雅典当务之急是如何打败劲敌斯巴达人，赢得战争。既然现行的宪法急需变革，又很难找到突破口以使改革合法推行，于是他们就投向祖宗之法，希冀从“祖先的宪法”里撷取某些条款，通过“托古改制”，以为现实服务。那么，“祖先的宪法”是指哪部宪法，他们想从中得到哪些支持？亚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德拉科制定了他的法典，其制度如下：凡能自备武装的人有公民权利，这些人进行选举，九执政官和一些司库官由财产不少于10明那且无负累的人们中选出，其余低级官吏由能够自备武装的人们中选出……”。[33]

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德拉科的制度首先强调的就是“凡能自备武装的人有公民权利，这些人进行选举”，和前411年塞拉麦涅斯的主张完全一致！据考证，《雅典政制》中关于德拉科宪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肯定不是前7世纪末的“德拉科立法”。[34]实际上，这种情况的源头很可能是一度掌权的塞氏及其支持者为了达到修改宪法之目的，虚拟了“德拉科的宪法”内容，以便名正言顺地根据“祖先的宪法”进行改革。

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塞氏的同党克雷托丰曾经就“主张当选的（负责修宪的）委员也应当研究克里斯提尼在其创建民主政治时所制订的那些祖先法律，这样，他们在听取这些法律之后，就可以作出明智的决定，其理由是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有似梭伦宪法，并不是民主的宪法”。[35]克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把所有居民划分为10个新行政区（所谓“地域部落”），亚里士多德认为其“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来”；[36]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同一等级的公民现在将分属于不同的部落；一批新公民，如原来不是氏族成员的自由的异邦人以及获得解放的奴隶，都被登入公民之列了。[37]以上可见塞氏力图仿效克里斯提尼改革措施，甚至觉得克氏做得还不够。

这实际上是涉及古典时代雅典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难题之一，即公民权限制与开放的问题。众所周知，前451年，伯里克利制定了一项限制公民资格的法律，该法律的实施结果造成数千人被卖为奴隶。[38]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其一，在此项法律实施以前，雅典人的非婚生子以及他们与异邦人所生子嗣似乎是可以取得合法公民资格的；其二，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直到前451年，雅典的异邦人似乎可以通过在村社登记或通婚而成为雅典人，这是雅典兵源充足、势力增长的重要原因；其三，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人”成为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集体，非雅典人之子以及异邦人要想成为雅典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设想无法获得大多数公民的支持，也就无法成为法律。雅典是古代世界中颇具有法治传统的城邦，公民的法制观念是比较强的。按雅典“违法法案申诉”，任何想修改现行宪法的人几乎注定会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惟其如此，前411年塞氏集团掌权期间，首要措施就是废除这项制度。

雅典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要解决兵源和财源问题，一部分有远见的政治家深切地意识到，扩大雅典公民权势在必行。大量长期定居阿提卡富有的麦特克一旦获得公民权，将大大缓解上述问题。然而，在雅典，修改现行法律谈何容易。

公元前411年，以塞拉麦涅斯为首的一派政治势力主张“恢复祖先的法律”，其实质内容是要扩大公民权，节约财政开支，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战争，使符合条件的异邦人（首先是麦特克）成为雅典公民，以期迅速增加兵源。这大概就是所谓“塞拉麦涅斯的宪法”的实质内容。[39]客观地说，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雅典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也符合雅典的眼前利益，甚至可以说是雅典摆脱窘境的必由之路。

尽管如此，塞拉麦涅斯却无法使自己的主张合法化。这样的建议如公开提出表决，非但不大可能获得通过，反而很有可能导致杀身之祸。就塞拉麦涅斯本人而言，他既反对民众简单表决以决定军国大事（民主派的做法），又激烈抨击寡头派滥杀无辜、劫财夺命的不法行为。于是，塞拉麦涅斯屡屡参与政变，力图寻找合适的机会，修改宪法。因此，在某些人看来，塞拉麦涅斯的确可以算作“一切政府的破坏者”了。

事实上，随着公民人数在战争期间的不断损耗和减少，雅典军队在战争后期是以异邦人为主的。西西里远征军中的雅典公民所占比例很小。[40]公元前405年的羊河之战，雅典的骑士阶层甚至所有获得解放的适龄男奴，都破天荒地参加了海军。即便如此，在总数大约3万海军之中，公民仅占1/10。[41]

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拥有比较丰富资产的麦特克集团。麦特克原则上无权拥有土地，所以他们多以经营工商业为生。在地域分布上，居住在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城区的比较多。塞氏的主张主要代表了这个阶层的利益。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由于乡村居民迁居城里，客观上扩大了市场需求，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行业（如刀剑、盾牌制造业、日用品零售以及粮食投机等），麦特克的势力相对增强。这大概是引起贵族不满和嫉恨的重要原因。前404年，雅典“三十人”政府下的受害者，是以富有的麦特克为主的。[42]吕西亚斯就是其中颇为典型的一例。[43]“三十人”政府的恐怖政策，使大批麦特克逃离雅典，那些流亡者的领袖，为了尽快结束“三十人”的统治，赢得雅典内战的胜利，曾许诺一旦执掌政权，就授予那些和他们并肩作战的麦特克和奴隶以雅典公民权。[44]事实上，一部分自由的异邦人在战后确实获得雅典公民权。[45]然而，公元前4世纪的所有历史文献无不对此讳莫如深。后世的雅典人（如获得公民权的德摩斯提尼、吕西亚斯等）提及其长辈出身的真实情况的材料，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透露出来的。

在塞氏被处死约70余年之后，亚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中总结雅典政治史时概括指出：

人们认为，继那些早期政治家之后，在雅典最优秀的政治家是尼基阿斯、修昔底德和塞拉麦涅斯。关于尼基阿斯与修昔底德，几乎人人都一致认为，他们不仅是高尚而善良的人，而且是父亲般地统辖整个城邦的政治家；但是，关于塞拉麦涅斯，人们的评判则是众说纷纭，因为恰巧在他那个时期，宪法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当然，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家们认为，他并不像批评他的人所诽谤的那样，是一切政府的破坏者，而总是致力于引导一切政府走向完全守法的境界，表明他善于在一切政府之下为邦国效力，这正是一位好公民可以做到的，他拒不向僭越法律者让步，宁可招致他们的敌视。[46]

这段评述是相当重要的。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特别是知识精英对塞拉麦涅斯的总体评价。这个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我们从中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其一，前4世纪晚期，许多人认为塞氏是最优秀的雅典公民、优秀的政治家之一；其二，对他的评价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因为其时政体、宪法剧烈变动；其三，有人攻击他是“一切政府的破坏者”，这一点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许多作家似乎并不同意，主流的意见似乎是倾向于认为他始终是力图把国家引向正确的、法治的道路；其四，人们肯定他敢于同违法的政府或个人作斗争，决不屈服和让步，其言其行恰恰应该是一位正直、优秀公民的做法。

塞拉麦涅斯毕生的追求终于在其死后部分地得到了实现。相当数量（至少有1000名）的麦特克在重建后的民主政府下获得了雅典公民权。[47]其后雅典历史也并未循着这个趋向继续发展。到前4世纪晚期，随着希腊世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城邦危机的加深，某些有识之士终于看到塞拉麦涅斯政治主张是符合雅典国家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这也许是塞氏获得“最优秀政治家”评价的主要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直接影响并且不断改变着雅典公民集体内部诸派的力量对比状况。在这种形势下，雅典公民中以土地财产为主要财富形态的贵族集团和广大农民阶层皆遭受沉重打击，而以工商业为主受损失较小甚至在战争中有所发展的麦特克集团的势力相对增强。公民集体内部由两派演化为三股势力，塞拉麦涅斯就是这第三股力量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这股政治力量的致命缺陷是支持者大都在公民集体之外，而“托古改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扩大公民权，这使得塞氏始终难以在城邦内部诸派博弈中找到稳固的支点，也是他立场多变并且最终在斗争中以身殉道的根本原因。

塞拉麦涅斯的基本策略是借民主派或寡头派之力使其彼此攻击，相互削弱。这两派势力被削弱，塞氏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塞氏唆使雅典民众控告并表决处死六名将军；为迫使雅典接受斯巴达提出的缔和条件，他故意拖延数月，致使大批同胞被饿死。[48]这种卑劣残忍的行径必然招致人们的谴责。但他坚决反对三十寡头滥杀无辜的恐怖政策，不遗余力地力图通过“托古改制”实现修订宪法，进而实现其政治主张；前403年重新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大致是遵照此前业已生效的雅典宪法运作的，该宪法的核心内容正是扩大公民权，拓展和巩固雅典城邦的统治基础。

Theramenes and the Athenian Politics inthe late 5th century BC

XU Song-yan

Abstract:The period toward the late 5th century BC was eventful in the history of Athens and even Greece. Athens was confronted with domestic strife, foreign aggression and frequent coups, with various factions conflicting with one another openly and secretly. Therefore,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complex, and many historical facts remained to be further researched and clarified. Theramenes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figure of Athens in this period. Theramenes was chiefly on behalf of those people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with a view to the state’s fundamental and long-term interests. He w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and leader in several coups. He attempted to take power by illegal means and then reform according to ancestral constitution in a legal way so as to amplify troop resources, relieve financial crisis and maintain the state’s independence. Theramenes’ policy was supported a lot from citizens and he was popular among them, for which, he was reputed as one of the best politicians.

Key Words:Theramenes; Athens; democracy; Reformaccording to ancestral constitution

徐松岩，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重庆400715。

原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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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雅典历史研究”（08BSS003）中期研究成果。

[②] 公元前404—前403年，雅典曾建立“三十人”（或译“三十寡头”）执政的政府。它本为草拟“新宪法”的委员会。这三十人由三部分组成，斯巴达人指定10人，塞拉麦涅斯指定10人，民众选举10人。色诺芬著，徐松岩译：《希腊史》（Xenophon，Hellennica），II. 3. 2，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3页注；P. J.罗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注释》（P. J. 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493页；P.科伦茨：《色诺芬〈希腊史〉译注》（Peter Krentz，Xenophon’ Hellenica）第1卷，阿里斯和菲利普公司1995年版，第190—191页。必须说明的是，古代雅典严格说来并不存在近代意义的“政府”或“宪法”。笔者文中所说“政府”指希腊城邦的主要管理机构和权力机关；“宪法”则是对古希腊语词汇politeia的意译（英文通常译为constitution），依不同语境而译为“政制”或“宪法”。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劳易卜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希腊文英文对照本。

[③] 古典作家的著作可参见：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色诺芬著，徐松岩译：《希腊史》第1—2卷；吕西亚斯演说词第12篇：《控告埃拉托斯提尼》（Lysias, XII，“Against Eratosthenes”)；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Aristotle，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XXIV－XLI.），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译文有变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rus of Sicilus，The Historical Library）第14卷；现代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回避这个问题。C.希格涅特：《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雅典政制史》（C.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1952年版；J. M.摩尔：《亚里士多德、色诺芬论民主制与寡头制》（J. M. Moore，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London，1975，pp. 19—64，139—313；P. J.罗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注释》，第322—493页；D. M.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D. M. Lewis，J. Boardman，J. K. Davis，and M. Ostwal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5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章；D. M.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D. M. Lewis, J. Boardman，S. Hornblower，and M. Ostwal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6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以下；M. H.汉森著，J. A.库克译（M. H.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Translated by J. A. Crook），巴兹尔·布莱克威尔1991年版；P.科伦茨：《雅典的“三十人”》（P. Krentz，The Thirty at Athen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68页；徐松岩：《雅典民主城邦何以发生逆向蜕变》，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8年版。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 68. 4。

[⑤] 百余年来英语世界专门研究塞拉麦涅斯的论文不过寥寥数篇。其中重要的如B.佩林：《塞拉麦涅斯恢复名誉》（Bernadotte Perrin，“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ramenes”），《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卷，1904年第4期，第649—669页；W. S.弗格森：《塞拉麦涅斯的宪法》（W. S. Ferguson,“The Constitution of Theramenes”），《古典语文》（Classical Philology）第21卷，1926年第1期，第72—75页；G. H.史蒂文森：《塞拉麦涅斯的宪法》（G. H. Stevenson，“The Constitution of Theramenes”），《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56卷，1936年第1部分，第48—57页；J. A. R.蒙罗：《塞拉麦涅斯反对吕山德》（J. A. R. Munro,“Theramenes against Lysander”），《古典学季刊》（The Classical Quarterly）第22卷，1938年第1期，第18—26页；S.乌舍尔：《色诺芬、克里提亚斯与塞拉麦涅斯》（S. Usher，“Xenophon, Critias and Theramenes”），《希腊研究杂志》第88卷，1968年，第128—135页；P.哈丁：《塞拉麦涅斯神话》（Phillip Harding,“The Theramenes Myth”），《菲尼克斯》（Phoenix）第28卷，1974年第1期，第101—111页；P.科伦茨：《库济科斯战后雅典政治和军事》（Peter Krentz，“Athenian Politics and Strategy after Kyzikos”），《古典学杂志》（The Classical Journal）第84卷，1989年第3期，第206—215页；M. L.兰格：《塞拉麦涅斯与阿尔吉努塞》（Mabel L. Lang，“Theramenes and Arginousai”），《赫尔墨斯》（Hermes）第120卷，1992年第3期，第267—279页；R.斯特姆：《公元前404年之夏雅典“三十人”》（Rex Stem，“The Thirty at Athens in the Summer of 404”），《菲尼克斯》第57卷，2003年第1/2期，第18—34页。

[⑥] G.格罗特：《希腊史》（G. Grote，History of Greece）第8卷，纽约1899年版第255页；N. G. L.哈蒙德：《希腊史》（N. G. L. Hammond，AHistory of Greece），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1959年版；转见P.哈丁：《塞拉麦涅斯神话》，《菲尼克斯》第28卷，1974年第1期，第101—102页。

[⑦] W. S.弗格森：《塞拉麦涅斯的宪法》，《古典语文》第21卷，1926年第1期，第72—75页；G. H.史蒂文森：《塞拉麦涅斯的宪法》，《希腊研究杂志》第56卷，1936年第1部分，第48—57页

[⑧] J. B.布瑞：《希腊史》（J. B. Bury，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版，第490—494页。

[⑨] 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 Hornblower & A. Spawforth，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第1507、1513页。

[⑩] 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8、107页。

[11] B.佩林：《塞拉麦涅斯恢复名誉》，《美国历史评论》第9卷，1904年第4期第650页列举塞氏一生大事仅列举其中4件。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 63.1—72. 2。

[1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X. 1。

[1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X. 2—5。

[1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I. 2—3。

[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 72. 1、86. 2-7。

[1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 89. 2-3。

[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 92. 11。

[1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 97. 1-2。

[2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II. 1—2。

[21] M. H.穆恩：《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M. H. Munn,The School of History: Athens in the Age of Socrate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207页。

[22] N. G. L.哈蒙德：《希腊古典时代》（N. G. L. Hammond，The Classical Age of Greece），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23页。

[2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3a8—11。

[2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V. 3；色诺芬著，徐松岩译：《希腊史》，II. 2. 20。

[2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V. 3；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702页。

[2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V. 3。

[2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V. 4。关于三十人屠杀无辜者的数字，古代作家有不同说法。吕西亚斯说有2500人被杀；埃斯奇涅斯（Aeschines，III. 235）说有超过1500人；伊索格拉底（VII. 67；XX. 11）和亚里士多德皆从此说。

[28]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VI. 1—2。

[29] 色诺芬：《希腊史》，II. 3. 38—40；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VII. 1—2；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3版，第969页。

[30] 色诺芬：《希腊史》，II. 3. 43—49.

[3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3b11—12。

[32] C.希格涅特：《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雅典政制史》，第5—6、28—29页。

[3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IV. 1—3。

[34] 王敦书：《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章“德拉科宪法改革”说辨误》，载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北京2003年版，第558—567页。P. J.罗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注释》，第108—118页。

[3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X. 3。

[3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 2—4。

[3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The Politics），1275b35­—40。

[38] 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Plutarch，The Parallel Lives, Pericles），XXXVII. 3。

[39]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 1—XXXI. 3。

[4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 30—32；42—46；VII. 21。

[41] 色诺芬：《希腊史》，I. 6. 24；II. 28；阿里斯托芬：《蛙》（Aristophanes，Frogs），第693—694行；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Plutarch,The Parallel Lives，Lysander），VIII. 1；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IX. 32. 9。

[42] 色诺芬：《希腊史》，II. 4. 20—22。

[43] 吕西亚斯：《控告埃拉托斯提尼》，XII. 11—19。

[4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 2。

[45] P. J.罗兹：《公元前404—323年希腊历史铭文集》（P. J. Rhodes & R. Osborne,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第21—24页。

[4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VIII. 5。

[47] P.哈丁：《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伊苏之战》（P. Harding,From the End of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Battle of Ipsu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10页。

[48] 色诺芬：《希腊史》，II. 2. 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