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希古典研究刍议

杨巨平

摘要：古代中希文明虽然相隔遥远，各自独立发展，但都属于轴心时代的原生文明。二者不仅具有可比性，而且在希腊化时期实现了信息的相通。中希古典文化比较有助于对这两大文明本质和精髓的深入理解，中国典籍中蕴藏的有关希腊化世界的信息则为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最早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事实证明，在中西古典学之间、中希古代文明的研究之间完全有可能建立一种学术互动关系。

关键词：中希古典希腊化文明学术互动

笔者多年从事古希腊史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古代的典籍所知甚少。但由于主要关注希腊化时期希腊文明与东方诸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所以不免对“前四史”中有关西域的记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由于涉足中外古史比较领域，对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诸子的一些著述也有了一点接触，因之深感在中国古典文化与古希腊史研究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学术联系。窃以为，作为一名中国本土的古希腊史研究者，如果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知之甚少，甚至缺乏解读的能力，就难以通过比较观照深刻认识古希腊文明的本质与精髓，也就难以探寻中西文明发展路径差异之根源，同时，也无法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在中希古代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研究中取得突破。根据自身的学术经历，中国古典文化与古希腊史研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文明可作为古希腊文明比较研究的对象。

古代希腊与秦汉前之中国从无直接接触，两个文明各自独立发展。希腊在文明萌芽之初，确实受过来自近东诸古老文明的影响，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也坦然承认这一点。但这种“影响”并不会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古希腊文明的基本定位：古希腊是古代世界独具特色的文明区域之一，古希腊文明是近代西方文明源头。然而近年来西方有的学者却以“要煞煞欧洲人的傲慢”为名，对古希腊文化独创论提出强烈质疑，认为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是说希腊文明的根源在亚洲和非洲，或者准确点说，是近东。甚至断言从克里特文明开始一直到古风时代，所谓的古希腊地区一直都在近东文化的影响之下。有的学者因此将古风时代早期（公元前750－650年）视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时期”，并将这一时期希腊文化受近东的影响称为是一场“东方革命”。总之，雅典娜是黑色的，古希腊文明起源于黑非洲，是东方影响的产物。[1]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不论青铜时代的克里特文明受到了多少近东文化的影响，甚至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原有居民中确有一部分有可能来自叙利亚一带，但我们很难说克里特文明属于埃及或西亚文明的一部分，因为它留下的文化遗迹显然具有典型的海洋文明特征，与大河流域孕育的埃及文化或两河文化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稍有古代史常识的人都能对二者的差异感同身受。迈锡尼文明的创造者是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阿卡亚人，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多利亚人也是印欧人中的一支。北方民族通过与当地原有居民的融合，形成了以爱奥尼亚、多利亚和伊奥利亚三大方言群为主体的希腊人（Hellenes）。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建立海外商站和殖民地与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东方邻居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和交流。[2]埃及的一些神灵和宗教观念，腓尼基的字母，巴比伦的天文学知识正是随着这种接触与交流传入希腊，并被希腊人接受、改造，最后融入了希腊本土文化中，成了希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二者互动的最后的结果不是希腊文化的东方化，而是东方文化的希腊化。古希腊文明不论从内容到形式，从现象到本质都是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它的文化遗产经过罗马人的继承，发扬光大最后融入了近代西方文明。黑格尔说过，每当提到希腊，在欧洲人心中都有一种家园之感。[3]恩格斯说过，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4]古希腊文明与近现代西方文明一脉相承，称其为原生文明是理所当然的。马丁·波纳尔的“古典文化亚非之根论”从源头上讲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可谓古希腊文明标志的雅典娜贬为“黑色的雅典娜”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将古风时期受到近东文化的影响称为“东方化革命”，将这一时期称为希腊的“东方化时期”，确实也值得深思。

中国先秦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中华文化之根。依此而论，它和古希腊文化都属于原创文化或古典文化。在对这两个文化进行比较时，就可依据当时各自留下的文字资料来进行。西方学者进行的古代中希比较，国内刘家和先生对“轴心时代”中希印三地文明精神觉醒的研究，都属于这一个层次，可谓是文本层面上的比较研究。那么，为什么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3世纪）两地（当然不止两地，同时还有印度、波斯、犹太等地）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双方的思想巨人们关注的问题，不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是否有共同之处？这种异同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它与地理环境、民族特性、文化渊源有无关系？一名研究希腊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带着自己的文化积淀，用中国人的眼光去审视希腊人的文化。这种比较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无比较则无鉴别，无鉴别则无对他者文化的再认识，从而也不可能对自身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中担当的角色进行理性定位。因此，在研究古希腊文化时，回归到对本土文化的探讨，是一种自觉的、也是必要的选择。

近年来，以美国学者为主的欧美学者对中国与希腊古典文化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ino-Hellenic studies）进入了一种新的层次，或者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他们不再满足于过去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专门介绍或研究[5]，而是将其置于古希腊文化和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中来进行对应性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希腊乃至西方本身。这种比较有三种趋向。其一是在研究中国文化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希腊或西方作为参照，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特点在中国文化中也有，只是没有发掘出来而已。有学者指出，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China）,尤其是第2卷《科学思想史》就多次提到古希腊，并以此作为西方读者的主要参照系。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也同样以西方为参照系。如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胡适在其博士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1917）中，就呼吁复兴早就存在于古代中国但被道德化的儒家传统所禁锢的逻辑方法。在他看来，逻辑学居于主导地位是西方最令人羡慕的特点。但这些西方的方法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并非外来之物。其二是对立性比较，试图在宏观的层面寻求二者之异。如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的概念来自假定（concept by postulation）,东方的概念来自直觉（concept by intuition）,有的认为希腊人重本质，中国人重实用。造成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二者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中国的战国时期并无希腊城邦制度的多元政治氛围，中国的哲学辩论的目的是劝诫国王，这就阻止了论辩的深层次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古典强调超越、秩序和永恒（transcendence, order, permanence），而中国人强调实用、含混和变化( pragmatism, vagueness, change)。还有的认为中国思想重间接表达，希腊则重直接表达。这种比较虽不乏启示意义，但难免以偏概全。其三是相似性比较，如将荷马史诗的《奥德赛》与中国的诗经，修昔底德与司马迁（也涉及到《春秋》和《左传》）、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与《中庸》，柏拉图、皮浪怀疑主义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与孔子、老子、庄子等相比。[6]1998年，这些从事中西比较研究的学者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通过比较思考”（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主题，是因为他们认为：1、思考本身就意味着比较；2、比较通过思考来进行。大会后来的论文集名为《早期中国／古代希腊——通过比较思考》，共收录了11篇论文。[7]分为理论、方法和专题研究两大类，所收文章均涉及到先秦中国和希腊方面的比较，包括文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认识论、宗教等各个层面。毋庸讳言，有些比较的对象和角度属于形而上的哲学领域，是我们学历史的人难以想象到的，如对中国的“命”与希腊含有宿命论倾向的moira（fate），苏格拉底和荀子关于“名”(name)的不同含义，亚里士多德的eudaimonia ( happiness or well-being)与《中庸》中的“诚”的相似等方面的比较。但他们能从两大文化体系中发现诸多相似和可比较之处，确实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对修昔底德和司马迁对待前人历史著述态度的比较，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针对此前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好斗的希腊人，平和的中国人”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并非如此，他对以前的历史传统并不盲目接受，虽然他没有像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那样持严厉批评的态度。

国内关于中希古典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新的成果问世。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师大已故老先生林志纯关于中国古代的邦国与希腊城邦的比较，以及刘家和先生关于轴心期中、希、印三地文化繁荣现象的比较。二位老先生之所以能够如此高屋建瓴地进行和倡导宏观比较，并取得富有影响的突破，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具有深厚的国学与西学基础，都是中外古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学识渊博，中西贯通是他们的基本特点。但国内外能够从事这样的研究的学者毕竟为数不多，现有的成果也显得比较零散，不太系统，研究者基本上从个人兴趣出发。我自己在这方面仅做过一点尝试，就是在对古希腊犬儒派进行研究时，以中国的庄子学派作为比较的对象。我认为，二者的可比性在于它们都出现于轴心期，都产生于各自文明的内部巨变时期，即古希腊的古典时代向希腊化时代的过渡时期和中国由春秋战国向秦汉帝国转化的时代。简言之，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给文人哲人的思想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希腊由城邦到帝国，中国由群雄并立到天下一统，两个社会的历史巨变给知识精英以巨大的刺激，他们不得不对此做出自己的抉择。于是，有的以积极入世的心态，去拥抱这个世界，有的则消极避世、厌世、弃世、远离或背对社会，更有甚者，则以愤世嫉俗、自虐的方式向现行社会的一切发起挑战。中国的庄子学派的处世观与希腊犬儒学派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君王显贵、世俗观念，对自然、对生命、人生都有一些相似的看法。但二者的区别也比较明显，前者是重在律己，示范社会，后者重在表现自我，苛求他人；前者重在著述立说，后者重在行动。所以，犬儒派中虽然不乏哲人，但难以称为学派。因为他们是用行动表示思想，他们甘愿过“狗一样的生活”，也使他们成为社会中的另类。总之，尽管国内的希中对比研究正在起步，但确实是大有作为。因为这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必要。

以我愚见，今后希中文明或文化的比较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进一步深入：一是在宏观层面对两大文明的起源、特点、进程、影响进行整体性的对比研究；二是在政治制度、哲学、艺术、宗教、教育、自然科学等专门领域做比较研究；三是在微观层面对重要人物、思想观念、器物、事件、文献等进行个案对比研究。其中，中希古代文明的特点，希中文明生成的内外环境、中希古代政治制度、宗教观念与仪式、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的异同，尤其是希腊古风古典时代的文化思想精英与中国先前诸子百家在政治、人生、哲学诸方面的相似与差异等都可作为比较研究的重点。衷心希望有志于此的青年学人在这些领域能有所成就。

二、中国古典文献可以为东方希腊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和依据

公元前四世纪末，欧亚大陆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即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短短十年间，希腊-马其顿人的足迹就遍布从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到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如此广袤的大地之上。尽管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的帝国也随之分裂，但由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王国为主体所形成的希腊化世界却延续了近三个世纪之久。不论这些王国后来的命运如何，但它们所承载的希腊化文明却由于这个世界的存在与延续和其他的当地文明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和融合，从而在这些地区的城市遗址、钱币、雕塑艺术、文字等有形遗物和无形的思想宗教观念上都留下来两种或多种文化混合的痕迹。这些希腊化时代的遗产已经被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和大量的印度-希腊人的钱币以及犍陀罗佛教艺术遗迹所证明。中亚腹地的巴克特里亚则成了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在远东汇合交流的大本营。也就是在亚历山大之后约两个世纪，来自中国的文明使者张骞风尘仆仆地登场了。他本来是受汉武帝之命前往西域去寻找抗击匈奴的同盟者-大月氏人，却没有想到他成了第一位深入希腊化世界故地的中国文明的使者。他穿过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曾经统治过的河中地区，来到此时已经放弃河北之地的巴克特里亚（大夏），他还听到了关于原来塞琉古王国故地的帕提亚（安息）和条支、黎轩等国的传闻。张骞西域凿孔，就古代文明沟通而言，其意义堪比亚历山大东征。正是他的西域之行，开通了从黄河到地中海，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从而将中国文明与其他古老的文明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自司马迁开始，关于西域的记载成为中国古代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前四史”中的记载更是由于依据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尤为珍贵。其中关于中亚、西亚、印度等地的传闻无疑包含了有关希腊化世界与文明的有关信息。如希腊化世界的城市、钱币、语言、文字、出产等。[8]而此时的西方典籍，如斯特拉波的《地理志》、普林尼的《自然史》也包含了一些关于中亚和赛里斯（Seres）的信息，他们也可印证中国、印度方面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在汉文佛经中保存下来的《那先比丘经》竟然在巴利文佛经中以《米兰陀问经》之名也同样保存下来了。米兰陀（希腊语：ΜΕΝΑΝΔΡΟΣ，梵语或巴利文：Milinda，英译Menander，汉译“米南德”）确有其人，他的钱币已经在印度大量发现。他是希腊－印度人的一个国王，势力一度扩展到恒河流域。他对佛教十分倾心，在与比丘那先进行了一番关于佛教教义真谛的讨论之后，居然做了在家的居士。[9]他死后，八个城市的佛教徒争要他的骨灰，最后不得不分而葬之。这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留下的记载。[10]他的钱币上有八个幅条的法轮（八正道的象征）[11]，也证明了他对佛教文化的认同甚至皈依。因此汉文与巴利文的有关“米兰陀问经”的内容就值得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对比。《大唐西域记》虽然出现很晚，但由于玄奘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所经之地都是原来希腊人的故地，希腊化的遗迹与影响犹存，这从他所描述的“覩货逻”地区（原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流行的希腊字母和希腊式钱币就可以看出。[12]

近代以来，随着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以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13]、美籍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年)[14]等关注古代东西方交通史的汉学家开始利用中国古代的史料，尤其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并将其译成法文或英文。这些译文成了当代一些西方学者研究和引用这些汉文材料的依据。

我们中国学者由于有掌握汉文资料的便利，完全有可能在这方面与西方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在一个学术平台上平等的交流对话。笔者2013年12月份在德国柏林的自由大学参加了一次关于贵霜文献资料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组织者提前将汉文、梵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各地发现的铭文中关于大月氏-贵霜历史的文献资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一一罗列，让与会者发挥各自的语言所长，对这些材料进行逐一解读，力求取得共识。如对《后汉书·西域传》中关于贵霜“復灭天竺”的理解，我就针对一位外国学者的译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感觉这是对汉文材料的误读（将“復灭”理解为“覆灭”，应为“再灭，或又灭天竺”）所引起的误译。我还向会议组织者提交了我的“Soter Megas考辨”一文[15]，希望学者们注意这位无名王与《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那位被委派到印度的将军的关系（“復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英译者把这里的“一人”译成了复数,“installed Generals to supervise and lead it”[16]，明显有误）。这位将军很可能是巴克特里亚或印度-希腊人的后裔。最近（2014年9月），法国科学院（CNRS）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铁尔梅兹地区法乌联合考古25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法国科学院的Pierre Leriche教授邀请我参加，要让我谈谈中国对贵霜人的前身——月氏人的研究概况，因为这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覆灭于何人之手有关。我在会上展示了自己对中国《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关于大月氏和贵霜的记载的英文翻译，并且对《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关于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记载做了介绍，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现在西方学者对古代中西交通史感兴趣者颇多，对“前四史”中涉及西域历史地理的部分，更是情有独钟。不同语言（英法为主）的新译本和译注本不断出现，其中不乏中西贯通之作。著名的译本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沃森（Burton Watson）对《史记》秦汉部分的选译（共涉及78卷）和何四维（A.Hulsewe）的《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和卷96“西域传”的节译[17]。前者将有关部分分类译出（包括“大宛列传”、“匈奴列传”等），附有个别简单注释；后者实际是一个关于汉代西域的研究之作。作者不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译本，而且对它们的版本、内容以及与《史记·大宛列传》的关系都有独到的见解。译文注释引经据典，详细入微，对文中的所有地名、人名都注有古今中外各家解释，是研究汉代西域和东方希腊化世界的重要参考资料。澳大利亚的独立学者希尔（J.E.Hill）对《后汉书·西域传》做了详细的译注，特别是他尽可能搜集整理了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信息，对考证塞琉古、帕提亚、甚至罗马帝国境内的希腊人城市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线索。[18]但如前所示，这些译本在对汉文文本的辨析、考证、解读等方面，难免还存在着一些欠缺和误读。有的西方学者不懂汉文，只能依据这些西文译本进行研究，其学术价值自然打了折扣。所以，中国学者在东方希腊化和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方面还是有较多发言权的。

总之，古代希中文明尽管特色各异，还是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两者不论相距多么遥远，但最终还是通过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了文化信息的沟通。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西古典学之间、中希古代文明的研究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对比参照的学术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杨巨平，1953—，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史、古代中外关系史、古代中外历史与文化比较等。著有《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主编《人类文明系列》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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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典型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波纳尔。他在1987年出版了《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1卷，1991年该书出版第2卷（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Volume II: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质疑者甚多。他全力迎战，2001年将他参与论战，为自己辩护的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黑色雅典娜的回复》（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edited by David Chioni Moore, Durham & London: Duck University Press,2001）。该书的第3卷于2006年出版(Volume III:The Linguistic Evidenc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6).首次提出“东方化时期”的是牛津大学教授Oswyn Murray。他在《早期希腊》（Early Greece, Glasgow: Fontana Press, 1993）中专设“东方化时期：（”The Orientalzing Period”）一章,论述公元前750－650之间希腊与近东的接触及其对希腊社会带来的诸多变化。“东方化革命”的提出者是Walter Burkert,，详见Walter Burkert,The Orientalization Revolution：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古希腊的第一个文化中心首先出现在小亚的米利都，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散文写作，甚至荷马史诗的吟唱都起源于此，显然与这里地处与近东诸文明接触的前沿密切相关。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7页。

[4]《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5] 西方学者开始接触、了解中国的古典著作，始于明末清初。那时，西方的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已开始学习和翻译儒家经典，但西方的汉学界大规模译介中国秦汉以前的古典著作，似乎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其中有两位贡献尤大。一是著名的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他主持翻译、出版了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五卷本《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61－1872）。[5]二是德裔英国东方学家繆勒（Max Muller，1823－1900）。他在1879－1910年间主持翻译、出版了关于东方各国的古代宗教典籍——《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牛津大学出版社），全书煌煌50卷，其中就包括有理雅各翻译的中国先秦典籍6卷：《尚书》、《诗经》、《易经》、《礼记》、《孝经》及《道德经》《庄子》等。

[6]关于国外古代希中比较研究状况的介绍，详见Steven Shankman，Steven W. Durrant，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Cassell, 2000。

[7]详见：Edited by Steven Shankman and Steven W. Durrant,Early China/Ancient Greece, 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及前揭书：Steven Shankman, Steven W. Durrant,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歌手与圣人——古代希腊、中国的知识与智慧》）

[8]详见拙作：“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0-161页。

[9]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3卷论集部：《那先比丘经下》。

[10]见Plutarch,Moralia,821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钱币原图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Buddhism

[12]据玄奘，其地“语言去就，稍异诸国； 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于诸国。”这里的“二十五言”即指希腊语的二十四个字母，外加贵霜人自创的一个字母Þ（发“shi”音）， “金银等钱”，实为仿制的希腊式钱币。参见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页，103页注释（五）。

[13]首译法语版《司马迁史记》(Les Mémoires historique de Se-ma-Ts’ien，巴黎Leroux书局，1895—1903)。仅出版5卷，至《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全部译稿现存巴黎吉美博物馆。此书是西方汉学界研究《史记》最为权威的著作，有详尽的注释和考订。另外他还译注其他大量汉文史籍，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西突厥史料》及《补编》、《魏略·西戎传》、《后汉书·西域传》等等。

[14]著《中国与罗马》，《中国古代史》等,英译《史记·大宛列传》(The Story of Chang K'ién, China's Pioneer in Western Asia: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Chapter 123 of Ssï-Ma Ts'ién's Shï-K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7. (1917), pp. 89-152.)。

[15]详见《历史研究》2009年4期，第140-152页。

[16]J.E.Hill,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KY: Lexington, 2010, p. 29.

[17]Watson, Burton. Trans. (revised edition).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Hong Kong & New York, 1993. Hulsewe, A. F. P.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C.-A.D. 23.(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Leiden, 1979.

[18]J.E.Hill,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KY: Lexington, 2010.

该文发表于《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