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7日 11版

公元前5世纪60—50年代，雅典国家规模不断扩大，已经不再是盘踞在阿提卡的那个蕞尔小邦了。与此同时，雅典城邦的管理机构也随之蜕变为雅典帝国的管理机构，雅典当政者将其政治智慧发挥到极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政治史上的第一次“无痕蜕变”。

国内外古史研究者一般十分重视雅典民主制权力机构运行的具体情况，对于雅典对外扩张的相关史实则有所忽略。譬如管理国家事务的公职人员数量，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并与综合国力的增长互为因果。这种情况恰恰就是阿里斯提德力劝雅典乡村公民离开农村的历史背景。这些人离开乡村后，一部分进入国家管理者的行列。可是，雅典人所统治或管理的对象，已经不仅只局限于阿提卡，而是地跨爱琴海、人口数百万的海上帝国了。

军队和法庭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器，其权力实施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建立了一支常备军。这支海军常年游弋于帝国的海域，维护帝国的安全，保护雅典海外利益。海外利益就是雅典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为其时雅典是一个海上帝国。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海军主要用于对外扩张领土，在希腊与斯巴达争霸，在其他地区与波斯帝国争霸；对内则血腥镇压属国和臣民的反抗，维护雅典人对他们的奴役和剥削。雅典公民依然是军队的主力，但其权力实施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阿提卡。

帝国时期雅典民众法庭常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参与法庭审理工作。平心而论，一个公民人数3万至4万的城邦，从事司法审判事务的公民常年保持在五六千人，比例如此之高，这看起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确实存在过。伪色诺芬在其《雅典政制》中提供的史料揭示了其中的奥秘：第一，民众法庭主要是针对帝国范围内的属国人民而非雅典公民的。第二，雅典人借此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内外主权，又可以使公民集体和个人在经济上受益，这也是雅典平民踊跃参政的主要动因。第三，雅典平民通过保护各地的亲雅典分子，从而有效地维护了雅典的政治利益。总之，帝国时代的民众法庭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是雅典城邦的法庭，是雅典城邦的民主机构之一，但其所行使的权力已大大超出雅典城邦的范围。因此，它实际上已成为雅典人维持其对帝国广大臣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强制机关，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重要体现。以往研究者强调雅典民主机构权力扩大，却对该机构实施对象的变化有所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差。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发展的实质，是以伯里克利为首的雅典人对广大属国人民和奴隶的集体专政。尽管雅典公民内部有平民贵族之分，有奴隶主和非奴隶主之别，但相对于广大属国人民和奴隶而言，雅典人就是一个征服者、剥削者、奴役者、统治者的集体，是奴隶主的集体。因此，可以说，雅典民主制的实质就是奴隶主民主制。

研究雅典民主制的学者们还常常把公元前5世纪帝国时代的民主与雅典帝国瓦解后的所谓后帝国时代的民主混为一谈。如在讨论雅典广大属国受奴役与雅典民主制的关系时，英国学者A.H.M.琼斯认为属国和贡金的存在与雅典民主制没有必然联系，公元前4世纪雅典帝国已然瓦解，而民主依然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明；又如许多学者强调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制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其间恰恰是个人权力最大的时期，雅典平民权力最大的时期则在后帝国时代。如果以平民的权力大小作为衡量民主制发展的标准，那么雅典民主的极盛时期应该在公元前4世纪而非前5世纪。

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持续数年之久的瘟疫，造成大量公民伤亡；敌军频频侵入阿提卡地区，肆无忌惮地蹂躏，使得当地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的是那些以农业和土地为主要财源的社会阶层，从而使公民集体内部各集团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

战争末期，雅典诸派力量之间的角逐趋于白热化。平民派企图保持民主政治，寡头派在吕山德及斯巴达驻军的支持下，强行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流亡者起而推翻“三十寡头”统治。随后，“市民党”和“港民党”联合起来，驱逐斯巴达驻军，双方达成和解，实行大赦，重建民主制，从而实现了期间雅典民主制的第二次“无痕蜕变”。

关于重建的民主制及其所施行的政策，学界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重建后的雅典民主制逐步演化为广大穷人对少数富人的“集体的僭政”，有的文献称其为“暴民统治”或“极端民主制”，现代学者则往往称之为“激进民主制”。但学者们对于这种民主制的本质内涵并未深刻地加以揭示和论证，因而时至今日问题依然扑朔迷离。

古典作家站在贵族富户的立场上，他们对所谓“极端民主制”的批评、抱怨、指责，不能说没有夸大失实之处，但是如果彻底否认他们所说，恐怕也是难以切合历史实际的。一些学者把公元前4世纪的平民领袖与早期的政治领袖等量齐观，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雅典的平民领袖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考察。早期平民领袖处于城邦蓬勃向上的发展时代，主要是站在公民集体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为中下层公民争取基本权利，他们的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发展、公民的团结和对外扩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期即雅典帝国时代的平民领袖（如伯里克利），主要历史作用是推动雅典城邦国家机构的“帝国化”改造，利用雅典侵略、扩张所得，增加公民的福利，赢得了包括平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支持，同时维护和强化了帝国的统治；后期即后帝国时代的平民领袖，处于城邦危机日益深化的时代，公共财政拮据，兵源枯竭，公民集体意识趋于淡漠，对外扩张受制于波斯以及希腊本土诸强国，始终无所作为。平民领袖的基本作用首先是维护城邦的独立自由，其次在内政上，利用现有的民主机制，牺牲贵族富户的部分利益，勉强保全整个公民集体。生活在这个集体中的贵族富户们虽满腹怨恨，但只能委曲求全，他们除了无奈和叹息，别无他法；而广大平民在对外扩张无望的情况下，利用合法机构和手段搜刮、侵夺富者财富的历史事实肯定是存在的。

必须指出的是，考察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和嬗变，绝不能忽视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即雅典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雅典社会都存在多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把握其主要矛盾是解开其间历史之谜的关键。大体说来，在雅典，公元前7世纪末到前5世纪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民集体内部贵族和平民的矛盾；前5世纪中后期即雅典帝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全体雅典人与广大属邦属民以及奴隶之间的矛盾；前4世纪又回归为贵族与平民的矛盾。

另外，考察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和嬗变，必须同考察雅典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雅典民主制第一次“无痕蜕变”的实质，是伴随着国家版图和规模的迅速扩大，雅典城邦的国家机构逐步被改造成为雅典帝国的国家机构；雅典民主制第二次“无痕蜕变”的实质，是帝国的国家机构被重新改造成为城邦的国家机构，这与国家版图和规模陡然缩小相适应。帝国时代的民主和后帝国时代的民主制迥然有别，不可混为一谈。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