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希望、恐惧与爱欲：

修昔底德历史叙事中的人性思考^*

白春晓

摘要：修昔底德的写作并非仅仅为了保存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历史叙事中蕴藏着对人性和人类言行模式的思考。为了引导读者领会他的旨趣，修昔底德运用了高明的修辞技巧，最主要有两类：一是采用尽可能紧凑而细致的方式叙述他精心选取的历史事件中的行为，二是通过特定场合中的历史人物之口来阐述他想引起读者思考的内容。在精心写作的“密提林反叛”、“密提林辩论”、“米洛斯对话”和“西西里远征前的辩论”等文本片段中，可以发现修昔底德始终关注着“运气”、“希望”、“恐惧”与“爱欲”等人类处境中的基本问题，历史叙事中人物的行为和话语巧妙地传递着他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关键词：修昔底德 历史叙事 行为 话语 人性

一、“密提林反叛”：战争叙事中的运气、希望与恐惧

公元前428年夏季，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雅典人已饱受战争和瘟疫之苦。而此时列斯堡岛上的城邦，除了美图姆那外，都在密提林的带动下准备叛离雅典。[1]在雅典控制下的提洛同盟内，当时只有列斯堡岛和希俄斯岛上的城邦不向雅典缴纳贡赋，且拥有自己的舰队，具备比别的城邦更多的自治权。所以，当雅典人得知他们的叛意并劝说无效后，就更加惊恐和愤怒。他们立即派出40艘战船前往密提林。有人告诉雅典人，在密提林城外将有一个庆贺马洛埃斯的阿波罗神的节日，届时所有的密提林人都会参加。如果他们行动迅速的话，会有突袭战胜密提林人的希望。为了防止走漏消息，雅典人扣留了当时正协助他们的10条密提林战船，还把船上人员监管起来。但不料仍有一个知情者迅速地把雅典人海上出征的安排泄露给了密提林人。因此，密提林人没有庆祝节日，而是加固尚未完工的城墙和港口，并采取了防卫措施。不久后，雅典舰队抵达了密提林附近的海域，发现了这种情况。雅典的将军们只能放弃突袭，转而要求密提林人遵守他们的命令。密提林人不肯听从，将军们便开启了战事。密提林舰队仓促应战，被雅典人追击折返。他们不得不向雅典人提议停战。雅典的将军们也害怕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整个列斯堡岛作战，就接受了密提林人的请求。之后，密提林人派出代表团去雅典，希望或许能劝说雅典人撤走舰队，并相信他们没有叛乱的意图。但他们对此缺乏信心，又暗中派出使者前往拉凯戴孟寻求援助。去拉凯戴孟的使者们与斯巴达人达成了约定，获得了一些帮助。而去雅典的代表团却无功而返。于是，除了美图姆那人外，密提林人与其余列斯堡岛人便一起向雅典人宣战了。[2]

这大致是修昔底德笔下“密提林反叛”的爆发过程，可以看作是他叙述战争的一个典型范例。我们发现，在这场雅典人与密提林人的博弈中，超出原先预计和判断的因素层出不穷，双方都一再被新发生的情况推入新的希望（ἐλπίς）与恐惧(φόβος）之中。而且，正如拉根比尔（Robert D. Luginbill）所指出的，“希望与恐惧，作为两种影响历史活动的基本心理状态，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无处不在，并且对他所记述的几乎每一个决策都起到了重要影响”。[3]事实上，希望和恐惧虽然相对，但是同源，它们都来自对未来的某种不可知感。修昔底德曾担任过将军，很可能因此而深刻体会到一点：人不仅具有对其所处环境的认知能力（γνώμη），而且还需持续调整自己的判断以适应变化的形势。但是，人仍然面临着他所无能为力的“运气”（τύχη），尤其在极度变化的环境中（如战争、内战、灾难等），即使具有高度判断能力和丰富经验的智慧之士也无法完全逆料形势。例如，据修昔底德观察，在科西拉内战中，判断力弱的人更多地存活下来，而那些深思熟虑却不及时采取行动的人更容易毁灭。足见在需要依靠武力时光有认知能力并不能改善情况。而被公认为具有杰出智慧的伯里克利也无法预计到“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和最在算计之外”的瘟疫。[4]康福德（Francis M. Cornford）不仅较早地观察到修昔底德在其历史叙事中时常将当事者们的认知判断能力与其无法知晓的运气联系在一起，而且他还将修昔底德的写作解读和还原为一系列的基本观念，诸如“运气”（τύχη），“暴戾”（ὕβρις），“希望”（ἐλπίς）和“爱欲”（ἔρως）等。他认为，修昔底德是对历史有了这些基本观念后才去收集相关事实的。[5]看来，长期思索人性的修昔底德试图通过他的历史叙事来解析人类的行为动机，并将其传授给他心目中的读者。

同时，修昔底德很明确地将其历史叙事分为两大部分：历史事件中人们的行为（ἔργον）和话语（λόγος）。[6]相应地，他主要运用的修辞技艺也有两类。一类是以尽可能紧凑而细致的笔法直接叙述他精心选取的历史事件中的行为，并且他自称这些行为都是他“尽力审核清楚的”。霍恩伯劳尔（Simon Hornblower）指出，修昔底德对事件的叙述含有两种目的，一是尽量全面地记录有关战争的各个具体事件，二是要揭示这些事件中带有普遍性的内涵。修昔底德的写作力图平衡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倾向。[7]如我们所见，在“密提林反叛”中修昔底德所采用的正是这种叙事手法：他成功地通过具体的叛乱事件反映出人类在不可知的运气下所普遍存在的希望与恐惧。我们从中能领略到一种类似于现代小说的写作技巧：表面上客观而逼真的记述暗含着修昔底德对人性的洞察，而且他善于不动声色地引导读者思考人类历史处境的深层次原因。[8]修昔底德的另一技艺是通过某些特定场合中的历史人物之口（演说、辩论和对话等）来阐述他想引起读者思考的内容。关于这些话语，修昔底德说，它们是“尤其符合每个讲话者在当时场合的需求下应说的内容”，同时又“最为接近实际所说内容的大致思想”。[9]这两者显然存在着矛盾。而且，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众多演说辞的文风极为相似。今天大多数的学者相信，在通常情况下，修昔底德应保留了讲话者的大意，但其中只有一些语句取自他所记忆的原先内容，而大部分都出自他本人的手笔。[10]值得关注的是，修昔底德不仅在书写“行为”时提示出“运气”和“希望”等要素对人类处境的影响，而且他还将这种观察更直接地表达在他文本的“话语”之中。

二、“密提林辩论”、“米洛斯对话”和“西西里远征前的辩论”：

演说辞和对话录中的运气、希望和爱欲

（一）“密提林辩论”

在密提林人最终投降之后，雅典将军帕克斯向城邦请求处置他们的决定。起初，雅典人出于愤怒想处死所有密提林的成年男性，将妇女和儿童变为奴隶，并派出了传达命令的船只。但在第二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感到这个决定过于严酷了，于是再次召开公民大会以重新商讨决策。[11]据修昔底德记述，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是其中两个发言者，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处理密提林人的意见，他们在前一天的大会上都已发过言，各自观点也没有改变。[12]克里昂与狄奥多托斯两篇演说辞的结构是基本一样的，都有一段关于演讲和领导权的开场白（3.37-38, 42-43），均包括对雅典人性格的一些严厉批评，之后是对具体处理密提林人以及将来对待所有叛乱的政策建议（3.39-40, 44-48），可以认为它们主要出自修昔底德本人的手笔，但应包含着当时演说内容的要点。[13]他们辩论的核心问题是惩罚密提林人的方式将如何影响未来的雅典霸权和同盟者，而两者强调的都是对“希望”的理解和运用。

克里昂认为，密提林人发动反叛是由于他们自认为有好运和希望。[14]所以，他强调必须使意欲反叛者失去成功的希望，否则将对雅典的霸权带来危害：

“他们（指密提林人）怀着对未来过度的信心，并具有一种超出自己实力却还未能满足其欲求的希望，挑起了战争，认为将强力置于正义之上是合适的。......在巨大而突发的好事不期而至之时，城邦通常会变得傲慢。在大多数情况下，计算之内的好运要比超出预想的对人更安全。......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施予同盟城邦中被敌人胁迫者和本身想要反叛者以同样的惩罚，那么当成功了就能获得自由而失败了也不会遭受致命的损害时，还会没有人不以最小的借口反叛吗？......

因此，无论谁想凭借话语来取得信任，还是利用金钱来作为补偿，我们都必须让他们不再对犯了人性的过错还能得到宽恕这一点抱有希望。”[15]

狄奥多托斯提出处置密提林人的意见与克里昂针锋相对，但他宣称这绝非出自“怜悯”和“宽容”。[16]他向雅典人指出不必讨论如何惩罚密提林人是“正义”的，而是要考虑怎样才能确保雅典城邦的“利益”。[17]因为在此次叛乱中，密提林的平民们后来是站在雅典人一边的，而同盟各邦内的平民派也大多支持雅典人。如果将有惠于雅典的密提林平民们同寡头派一起处死，那么以后再发生叛乱的话，平民们也将被迫和寡头派一同反对雅典人。这必然会对雅典的霸权构成威胁。可以说，狄奥多托斯是站在完全相同的“强权政治”的立场上来反驳克里昂的。[18]而他反对的理由也是基于对人性的观察:

“在一些城邦里，死刑被施予在许多并不能与此（密提林人的反叛）相较而是程度较轻的过错上。尽管如此，人们被希望引诱着仍然会去冒险，至今没有人在涉险时会认定他的计划将失败。...... 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所有人本性上都是要犯错的，没有法律可以禁止这一点。......在古时候，处置最大的恶行好像都使用较温和的惩罚方式。但随着时间流逝，恶行还在继续，许多惩罚方式都逐渐发展到了死刑。尽管如此，恶行却仍在继续。因此，要么就需要发现一种比死刑更可怕的恐怖手段，要么就承认死刑不能禁止这些恶行。贫穷使人被迫具有勇气，而富足使人在放纵和骄傲中变得贪婪。由于有激情，人们在其余每一类环境中也会让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战胜自己，而被引入危险之中。希望（ἐλπίς）与爱欲（ἔρως）到处都在；爱欲引导，希望跟随；爱欲想出计划，希望则提议会有容易得到的好运——这会造成最大的危害，而且它们是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危险更具威力。此外，运气（τύχη）也没有少增添刺激。...... 简而言之，当人性被激发想热切地去做某些事的时候，不可能（过于天真的人才会认为能够）用法律的力量或任何其它的恐怖手段将其阻止。”[19]

经过再次表决，雅典人最终采纳了狄奥多托斯的意见，派出了第二艘船向帕克斯传达新的指示。他们成功阻止了之前发出的更严酷的命令，仅处死了直接与叛乱有关的密提林人。[20]

从两篇演说辞中可以发现，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都认为人性充满了欲望而极易犯错。而密提林人是在运气和希望的诱使下反叛雅典的，他们不顾危险和惩罚只是源于对摆脱控制、获得自由的欲求。在某种意义上，处理密提林人的方式将成为雅典对同盟城邦的立法，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哪一种处置密提林人的方式更符合雅典人的利益。狄奥多托斯不同意克里昂政策的关键一点在于如何对待人性的错误：所有人本性上都是要犯错的，任何法律和措施（包括死刑）都无法将其彻底禁止。要防止叛乱，处死所有的密提林男人不仅徒劳，而且还会削弱雅典自身对同盟城邦的控制力。为了巩固雅典的霸权，需要给同盟城邦中的平民派以希望。即使他们曾犯过错，也要努力将他们的欲求重新引导到与雅典人利益一致的方向上去，而非像克里昂所说的“使他们对得到宽恕不抱有希望”（这将意味着他们也不再具有对惩罚的恐惧感）。[21]通过“密提林辩论”，修昔底德引发读者反思人性和人的处境：激情和爱欲属于人的本性，而希望本质上是由爱欲引起的（“爱欲引导，希望跟随”）。人在其所处的各种环境中都会被希望和爱欲影响（“它们无处不在”），若再有运气引诱，刺激起人们去追求更大的目标，往往会使人和城邦走向痛苦和失败的命运。

（二）“米洛斯对话”

米洛斯人是从拉凯戴孟殖民而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他们与提洛同盟内的其余岛屿居民不同，只是想保持中立而不愿参战。由于不肯屈从，他们与雅典人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变为了敌对状态。公元前416年，雅典调遣舰队进攻米洛斯。在尚未开战前，雅典的将军们派出使者与米洛斯人谈判。使者们没有被安排见米洛斯民众，而只是与城邦中的执政者和少数人对话。[22]这意味着对话的环境是封闭的，过程也是不公开的。我们无法了解修昔底德是如何获悉对话内容的。[23]以往，安德鲁斯（A. Andrewes）等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修昔底德很可能是挑选了这一历史场景而精心编撰了这篇对话，集中反映了他对雅典霸权的思考和批评。[24]而波茨沃斯（Brian Bosworth）则指出，修昔底德写作对话的真实意图是以米洛斯人作为警示：他们没有认清强弱悬殊的现实形势，而是被不切实际的希望所迷惑，以致遭受被屠杀的惨祸。[25]我们发现，在“米洛斯对话”中，希望和运气确实再次成为修昔底德关注的焦点，而且，他通过雅典人之口似乎强调了希望对于强者和弱者的区别：

米洛斯人：“但是我们知道，相比双方人数的多寡，战争有时更取决于不偏不倚的运气。而且对我们而言，屈服意味着立即陷入绝望，而若行动则仍有希望昂然地站着。”

雅典人：“希望确实是人们身处险境时的慰藉。对那些拥有充足资源的人而言，它或许会造成损害，但不至于将其毁灭；而对那些将其全部用来孤注一掷的人(希望本性上就是挥霍的)，只有当他失败之际，他才知道希望为何物，但当他仍有保护自身的能力时，希望却不让他认清形势。”

......

雅典人：“我们觉得，虽然你们说过会考虑生存问题，但在你们所讲的那么多话中，没有一句令人相信那是想要活命的人该说的。你们最大的力量只不过来自对未来的希望，而你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源不足以抗衡当下所面临的压力。”

......

雅典人：“你们的决定使我们感到，你们是唯一把未来考虑得比眼前所见更清楚的人，还愿视尚不确定之事像已经发生了一样。你们越是冒险相信拉凯戴孟人、运气和希望，你们就越会失败。”[26]

在“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希望对于为国捐躯的雅典将士曾是一种巨大的激励。[27]但对于不愿屈服的米洛斯人，希望被认为是逃避严峻现实的幻想。波茨沃斯认为，修昔底德意在表明希望带来的效果与其持有者的资源和力量有关。希望只对拥有优势的雅典人有利，而对于米洛斯人这样的弱者则是危险的。赫西俄德就警告过，“希望对于一个有所需求却闲散地坐着、没有获取自足生活手段的人是不会提供好处的”。[28]品达也批评过，有些人不顾及眼前的事却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希望。[29]此处，修昔底德很可能接受了希腊诗歌中的传统观念。[30]不过，修昔底德在这里让“拥有充足资源”的雅典人讥讽“只依赖希望和运气”的米洛斯人，其用意不是简单地重复这种劝诫。只有将“米洛斯对话”和紧接其后的“西西里远征”对读，才能进一步理解修昔底德对于希望的态度。波茨沃斯的解读并不够全面。

（三）“西西里远征前的辩论”

公元前415年初，雅典人决定大举进攻西西里。当时许多雅典人对西西里的情况是无知的，他们对远征的欲望是被少数政客煽动起来的，带有盲目性。[31]起初，雅典人召开了公民大会，准备由尼西阿斯、亚西比德和拉克斯三人带领60艘战船去西西里。5天之后，又召开了第二次公民大会，讨论如何尽快准备船只和军需物资。尼西阿斯想要劝阻雅典人进行这一大规模的行动。[32]他认为，西西里过于遥远，叙拉古不会威胁到雅典，而雅典周边还有许多敌人，主要的对手仍是斯巴达。总之，雅典不应在此时扩大战争的规模。尼西阿斯还指出，有一人非常希望发动远征，但他太年轻，且放荡奢侈，雅典人不宜听信此人的话：

“现在我看到这群被鼓动起来的年轻人围坐在这个人身边，我感到恐惧。我转而吁请那些年长者们的支持......不要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深陷到对遥远目标的痴迷（δυσέρωτας）之中，而是要知道成功最少来自热望，最多来自先见之明。为了正遭受空前危险的祖国，请举手反对（远征）......”[33]

“δύσερως”直译为“疾病般的爱欲”。尼西阿斯借此想说明许多雅典人的欲望此时已使城邦陷入危险，像患病一样，所以他请求会议主席担任“城邦的医生”，再次组织投票，决定是否出征。[34]而他批评的这位给雅典带来“疾病般爱欲”的年轻人就是亚西比德。[35]

在雅典，亚西比德的俊美体貌人所共知，且欲望过于强烈。[36]在公共事务上，亚西比德极善于军事，也精于演说术。[37]但在私生活方面，许多雅典人恐惧他放纵的生活方式，敌视他就像敌视一个具有野心的僭主。[38]修昔底德说，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毁灭了雅典城邦。[39]但当时，亚西比德确实激起了雅典人征服西西里的欲望。他说，西西里人在政治上是软弱而不团结的，只是一群容易瓦解的乌合之众，而且当地还将有许多因憎恨叙拉古而愿加入雅典远征军的蛮族人。至于伯罗奔尼撒人，雅典人留守在国内的海军就足以对付他们的舰队。此次远征至少能挫败叙拉古的势力，或者还可能在征服西西里后，进而统治所有的希腊人。[40]亚西比德反驳尼西阿斯，认为年轻人未必与年长者对立。现在的父辈们当年也曾年轻，并与当时的年长者共同奋斗，才使雅典有了今日的力量。[41]雅典人此时不能采取无为政策，为了不让霸权覆灭，必须采取行动：

“我们无法限定自己想要统治的疆域。但当我们已经达到了现在这种地位，必然（ἀνάκη）要谋取更多的臣服者，并使已听命的同盟者不反叛。因为如果我们不统治别人，就有被别人统治的危险。你们不能指望像别人那样过宁静的生活，除非你们改换习惯，变得和他们一样。”[42]

亚西比德使雅典人比之前更热切地渴望远征。但尼西阿斯仍想改变雅典人的想法，他转而用困难的远征准备来吓阻他们。他再次发表演讲称，既然雅典人已下定决心想远征，就应充分考虑到西西里岛上几个城邦的实力，尤其是塞利努斯和叙拉古，它们并非亚西比德所描述的那样易于攻取。鉴于西西里的力量之强和距离之远，雅典人必须同时派遣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从国内和同盟城邦中征调大量的重装步兵、弓箭手和投石手，还要有运载大批粮食的商船。而且，令他恐惧的是，雅典人将进攻的是一个陌生而怀有敌意的地区，若不能在登陆后迅速控制那里，便会发现到处都是敌对的势力。对于远征，他宣称要“尽量少地依靠运气，做好各种可能的准备后再安全出征”。[43]不料，雅典人非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对远征的热情有增无减：“对远征的爱欲（ἔρως）相同程度地降临到了（ἐνέπεσε）每一个人身上。年长者期待能使航行所到之处臣服，或者凭借如此强大的军力至少不会失败；而年轻人则盼望着去海外亲眼见识一下，并且对幸存下来满怀信心。许多普通士兵不仅希望现在就获得饷银，而且想在扩大统治范围后拥有无尽的财源。因此，由于大多数人过度的热情，即使有人不赞同，也只能保持沉默，害怕若投票反对会显得不爱城邦。”[44]有人直接上前询问尼西阿斯远征军的规模。尼西阿斯不情愿地回答说，至少需要5000名重装步兵和100艘三列桨战船，还要有弓箭手和投石手等。[45]雅典人随即投票表示支持，并派遣出规模比第一次会议所决定的更庞大的远征军。尼西阿斯这位想规训雅典人的爱欲而又无能为力的将军得到的是与他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最终，他在西西里获取的确实不是“好运”，而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在修昔底德看来，亚西比德固然是西西里远征的诱因，但当时许多雅典人染上了强烈的希望和爱欲才是灾难降临的根源，而以尼西阿斯的能力无法有效地节制这种爱欲。归根到底，对统治权力不可遏止的追求使雅典人的悲剧命运具有一种必然性（ἀνάκη）。[46]同时，雅典人对西西里的远征恰好证明了米洛斯人并非“唯一”轻信希望和运气的人。“希望本性上是挥霍的”，极易使人不自量力而被改变的运气所击倒，它将雅典人引向了惨痛的失败。修昔底德将“米洛斯对话”和“西西里远征”前后编排在一起具有明显的戏剧性效果。如果读者在读到雅典远征军在叙拉古的覆灭，尤其是发现尼西阿斯在面向溃退的雅典远征军作最后的演讲时竟然同样无可奈何地诉诸于希望、运气和神意，他若回想起“米洛斯对话”，就应该会明白修昔底德所要揭示的内涵：当厄运降临之际，并非只有弱者才遭遇失败。即使原本拥有充足资源的强者，有时也无法抵御某些灾难。[47]

三、 修昔底德的人性思考

通过之前的举例和分析，我们看到，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话语”和“行为”是如何有机地成为其历史叙事的组成部分，并且，历史人物“话语”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进一步阐明各种处境下人们“行为”背后的心理（如克里昂的讲话中对密提林人反叛动机的揭露，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德的辩论逐层剖析了雅典人当时对霸权的渴求心态等）。[48]而修昔底德让相反立场的讲话者来辩论同一主题的方式无疑带有公元前5世纪智术师运动的烙印。

格斯里（W. K. C. Guthrie）在他的《希腊哲学史》中认为，要理解智术师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最好从阅读修昔底德开始。[49]据德·霍米怡（Jacqueline de Romilly）的研究，修昔底德写作“相反论证”（antilogy）的演说辞显然受到了普罗泰戈拉的影响，他很可能是从安提丰那里学会了这种技艺。修昔底德运用这种方法写作的许多组演说辞使主题在双方“话语”的竞争对抗中得到了更全面的阐发。[50]例如，“密提林辩论”就是非常典型的“相反论证”，而“西西里远征前的辩论”则罕见地编排了三篇演说辞来全方位地交代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前的政治态势，“米洛斯对话”更是使用了对话体来展现双方逐句的论辩。他驾驭“话语”写作的娴熟技艺于此可见一斑。同时，相对于“行为”叙事的紧凑内敛，他对人性的思考也往往更直接地借由不同历史场合中的讲话者之口来表达。然而，他仿佛一位隐蔽自身观点的悲剧作家，令读者无法确认哪一位讲话者真正代表了他本人的态度。[51]不过，文本中反复争论的概念正能反映出他的思考过程，足以引起注意。

“运气、希望、恐惧和爱欲”作为修昔底德历史叙事中一再出现的核心词汇，凸显出他对人性思考的主要路径。据统计，“ἔρως”及其派生词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至少出现了8次，而且它们都与雅典人的霸权政策和政治心理有着重要的关联。[52]雅典的崛起和扩张过程给修昔底德观察爱欲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他笔下，不同的演说者（克里昂、狄奥多托斯、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德等）争相设法劝诱雅典人支持他们的政策，他们陈说利害都基于顺应雅典人的统治欲望，因为他们深知这种强烈的爱欲源自人的本性（φύσις），只能引导，而难以遏止。在私密空间中，雅典使者对米洛斯人更不讳言这一点：他们实际期待的就是自身变为更强者，并使像米洛斯人这样的弱者臣服于他们。[53]但是，正如米洛斯人所言，随着雅典的扩张和对利益的不断追求，它的敌人势必将增多。而运气未必总偏向雅典人。当雅典人失去力量的时候，他们很可能遭到巨大的报复。[54]虽然雅典使者宣称，他们并不担心自己霸权的终结，可事实上，当西西里远征惨败的消息传到雅典时，人们还是变得惊恐万状。[55]所以，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如同一位怀着巨大爱欲和希望的英雄，在一连串的胜利与荣耀之后，突然遭受到强烈的打击而陷入痛苦绝望的境地。这一叙事手法和其背后的思维浸透着希腊悲剧的精神。[56]并且，在修昔底德的观察中，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不止属于雅典人。战争会改变城邦与人在和平繁荣时期的观念，使他们不得不与世沉浮，变得残酷起来。[57]而爱欲与希望的逐步增强终究会使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苦难成为不可避免的局面。这在人类历史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再发生的场景（当然绝非简单的循环重复）。修昔底德的历史叙事具有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理性思想的鲜明特征，乃是尝试认识人类处境中这种规律性情况的里程碑著作。

Abstract: Thucydides’ work does not merely preserve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his historical narrative, some thinking on the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e pattern of human deeds and speeches is hided. However, Thucydides uses two excellent rhetorical skills in order to guide his readers to understand his ideas: firstly, he narrates the selected deeds in historical events with a compact and detailed manner; secondly, the readers are aroused to think about the deeper meaning by his historical characters’ speeches. In the elaborate episodes, such as “the Revolt of Mytilene”, “ the Mytilenian Debate”, “the Melian Dialogue” and “the Debate before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ucydides always focuses on some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the human condition: Fortune, Hope, Fear and Eros, etc. And the deeds and speeches of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s convey his exploration of those issues subtly.

Key Words: Thucydides, Historical Narrative, Deeds, Speeches, Human Nature

作者简介：白春晓，1983—，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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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号Y201330044）成果之一。初稿曾于2012年12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宣读，得到了不少同行的指正，在此谨谢。

[1]列斯堡岛上共有5个城邦，密提林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见修昔底德，3.18.1.他们和雅典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政体影响，美图姆那采用的是与雅典一样的民主政体，而密提林是寡头制。参见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以下简称HCT),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1981, vol. 2, p. 252.本文所使用的修昔底德著作希腊原文依据的是“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Henry Stuart Jones, ed.,Thucydidis Historiae, revised by John Enoch Powell,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文中所引用希腊原文均为笔者自译。

[2]详见修昔底德，3.2-5.

[3]Robert D. Luginbill,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p. 65.

[4]修昔底德，3.83.3-4; 2.34.6, 61.3.关于修昔底德如何看待运气和人的认知，参见Lowell Edmunds,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尤见pp. 174-204.

[5]详见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7, chapter 6, 7, 8, 11, 13,尤见pp. 104-108, 123-124, 221-222.

[6]修昔底德，1.22.1-2.参见Adam M. Parry,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1957; published in 1981, New York: Arno Press.

[7]详见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 London: Duckworth, 1987, pp. 34-44,尤见p. 43.

[8]对于修昔底德这种修辞技巧的分析，详见W. Robert Connor,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6-18.

[9]修昔底德，1.22.1.

[10]关于修昔底德写作演说辞的技艺，参见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 pp. 45-72; Christopher Pelling, “Thucydides’ Speeches,” inLiterary Texts and the Greek Histo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12-122; John Marincola,Greek Historians(Greece &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no. 3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77-85.

[11]详见修昔底德，3.36.1-5.

[12]修昔底德，3. 36.6, 41.修昔底德没有记述前一天的演说内容和其余人的发言，可见他叙事的选择性和典型性之强。

[13]详见Simon Hornblower,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以下简称CT), 3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2008, vol. 1, pp. 420-421.

[14]克里昂是伯里克利逝世后雅典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属于第一批雅典的“新政治家”（即并非出身于旧贵族阶级的政治人物），父亲可能是一位富裕的制革匠。修昔底德出身于雅典有重要影响的贵族家庭，他对雅典民主政治中如克里昂这样的民众领袖（demagogue）感到反感。“密提林辩论”是修昔底德在其叙事中第一次记述克里昂出场的片段，而他在这里径直评价克里昂为“最暴戾的公民”。 而且，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24年安菲波利斯战役后遭到流放也很可能与克里昂有关。现代学者们已基本倾向于否认修昔底德对克里昂描述的客观性，而怀疑他的叙事中带有较多个人的憎恶。参见W. Robert 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91-98.

[15]修昔底德，3.39.3-4, 39.7, 40.1.

[16]修昔底德，3.48.1.关于狄奥多托斯，除了修昔底德在“密提林辩论”中提到他外，其余我们就一无所知了。他很可能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活跃，但由于对密提林人的处置关系到雅典霸权的命运，他才直接对雅典人进行劝导。参见CT, vol. 1, p. 432.

[17]修昔底德，3.44.1-4.关于狄奥多托斯反驳克里昂的策略，参见W. Robert Connor,Thucydides, pp. 84, 88-91.

[18]修昔底德，3.47.1-5.之后米洛斯人中就没有平民派支持雅典人，雅典人便全部处死了他们的成年男人，并将妇女和儿童变为奴隶。参见Lawrence A. Tritle, “Thucydides and Power Politics,” in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pp. 482-485.

[19]详见修昔底德，3.45.1-7.

[20]详见修昔底德，3.49-50.

[21]关于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政策分歧的根本点，参见Clifford Orwin,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9-150.

[22]修昔底德，5.84.2-3.

[23]在古代，哈里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就怀疑，“米洛斯对话”（尤其是其中雅典使者所说的关于暴力和正义的话）不可能是实际发生的对话内容。见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Thucydides, chapter 41.

[24]详见HCT, vol. 4, pp. 182-188.参见CT, vol. 3, pp. 216-225,尤见pp. 223-224.

[25]Brian Bosworth, “The Humanitarian Aspect of the Melian Dialogue,” in Jeffrey S. Rusten, ed.,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3), pp. 312-336.

[26]修昔底德，5.102, 103.1, 111.2, 113.

[27]修昔底德，2.42.4.

[28]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第500-501行。

[29]品达：《皮西亚颂歌》，第3首，第21-23行。参见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 and Pindar: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World of Epinikian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2-73.

[30]参见Brian Bosworth, “The Humanitarian Aspect of the Melian Dialogue,” pp. 332-333.

[31]修昔底德，6.1.1.

[32]修昔底德，6.8.2-4, 9.1.

[33]修昔底德，6.13.1.

[34]修昔底德，6.14.

[35]亚西比德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50年，他刚过30岁便被选为将军（公元前420/19年），而尼西阿斯出生不晚于公元前469年。尼西阿斯比亚西比德年长一代。参见Martin Hammond, trans.,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 J. Rhod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72, 587.

[36]柏拉图暗示，亚西比德欲求成为像居鲁士和薛西斯一样的人物。见柏拉图：《大亚西比德篇》，105 b-c.

[37]见Demosthenes,Against Meidias, 145；Plutarch,The Life of Alcibiades, 10. 2.

[38]修昔底德，6.15.3-4.亚西比德也自知因赛马等奢侈之事而易受别人的嫉妒，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见修昔底德，6.16.2-3.康福德认为，柏拉图在描述由民主政治转向僭主政治的典型人物时，就是以亚西比德为原型的。见柏拉图：《国家篇》，572-573; F. M.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p. 207-208.

[39]修昔底德，6.15.3.雅典人对亚西比德的疑惧造成他先后两次流亡，这对雅典的战败有相当大的影响。参见HCT，vol. 4, pp. 242-245.

[40]详见修昔底德，6. 17.2-8, 18.4.当亚西比德被放逐后，他向斯巴达人透露了雅典的战略构想：征服西西里并非雅典人的最终目标，而只是第一步。之后他们将占领意大利，而后是迦太基。如果这一切都成功了，他们准备征召控制下的全部希腊人，并雇佣许多蛮族人，一起再进攻并打败伯罗奔尼撒人，最终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见修昔底德，6.90.2-3.

[41]修昔底德，6.18.6.

[42]修昔底德，6.18.3.

[43]修昔底德，6.23.3,详见6.20-23.

[44]修昔底德，6.24.3-4.与尼西阿斯演说中使用“δύσερως”类似，“ἐνέπεσον”(ἐμπίπτω的过去式)也带有病理上的隐喻，修昔底德再次暗示雅典人对远征西西里的爱欲类似于一种疾病。参见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 p. 178.

[45]修昔底德，6.25.1-2.

[46]关于雅典霸权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战争的必然性，参见Martin Ostwald,ANAGKHin Thucydides,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8, pp. 33-52,尤见pp. 38-39.

[47]关于雅典远征军在叙拉古撤退前的痛苦惨状，见修昔底德，7.75.1-7.尼西阿斯在撤退中的演讲，见修昔底德，7.77.1-7.关于“米洛斯对话”和“西西里远征”的对读，参见W. Robert Connor,Thucydides, pp. 154-155; Colin Macleod,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Melian Dialogue,” inCollected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4), pp. 58-62.

[48]关于修昔底德文本中“话语”阐明“行为”的功能，参见John H. Finley, Jr.,Thucydid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 293-299.

[49]W. K. C. 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84.

[50]详见Jacqueline de Romilly,The Mind of Thucydides, trans. Elizabeth Trapnell Rawling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French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1956), pp. 106-143;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trans. Janet Lloy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French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1988), pp. 198-199.关于安提丰，尤其是三组《四论集》（TheTetralogies）对修昔底德的影响，参见Michael Gagarin (ed.),Antiphon: The Speech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 16, 25-26, 32-33.高尔吉亚和普罗狄科也影响到修昔底德的文风，见Marcellinus,The Life of Thucydides, chapter 36.

[51]关于修昔底德这种“话语”写作的技艺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悲剧（尤其是欧里庇得斯）的关系，参见John H. Finley, Jr., “Euripides and Thucydides”, in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8), pp. 1-54,尤见pp. 4-7, 52-53.

[52]修昔底德，2.43.1; 3.45.5; 6.24.3, 54.1, 54.2, 54.3, 57.3, 59.1,这还不包括尼西阿斯演说中所提到的“δύσερως”（6.13.1）.参见Steven Forde,The Ambition to Rule: 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1 and note 24.

[53]修昔底德，5.89, 91.2.智术师运动所产生的思潮对修昔底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他解析人的本性和欲望提供了理论基础。参见P. J. Rhodes, introduction to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xlii-xlvi.

[54]修昔底德，5.90, 98.

[55]修昔底德，5.91.1; 8.1.2.公元前405年，当羊河战役惨败的消息传到雅典时，雅典人悲痛而恐惧，并想到他们对米洛斯人的暴行将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见色诺芬：《希腊志》，2.2.3.

[56]参见F. M.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p. 124-125; Colin Macleod, “Thucydides and Tragedy,” inCollected Essay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2), p. 141.

[57]见修昔底德，3.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