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评论》第2辑

“古典时代”与中西古典史学比较

王成军

摘要：在现代学术背景下，对古希腊罗马古典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成就同中国古代的“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以获得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意识。在这一进程中，一方面，要以中西史学比较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将中西史学比较中的同与异辩证地统一于中西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以获取比较的真实性和历史性。另一方面，从年鉴派的“问题史学”出发，对中西古典史学比较赋予现代的史学意识，以体现比较研究的效用性和时代感。中西古典文化的比较研究更能够突出古典学研究的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古典时代”，希腊罗马，历史比较

一、 引言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学术界对经典著作的整理和研读正日益被人们所重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其实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帮助理清长久以来文化发展的路径及其内在规律性，以增加我们对文化认识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将进一步的学术和文化研究建立在一个可靠的经典性著作的基础之上，有助于从文化的研究中获得其正确的认识，以推进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拟以中西方文化史上的“古典时代”为据，以探讨其所具有的深刻而厚重的文化内涵及其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以中西古典史学比较为例，对中西古典比较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途径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二、“古典时代”的内涵及其意义

在西方，长久以来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名词¾¾“古典时代”(the classical period)，这是西方人在其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高度发达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带有浓厚敬意的专属名词。

从西方文明史来看，在度过中世纪所谓的“漫漫长夜”之后，西方终于迎来了开创其新时代的黎明之光——文艺复兴运动。在这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看似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旨趣的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人突然发现了诞生于中世纪之前，他们几无所知，但确实是他们的先辈曾经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在他们看来，这一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文明形态达到了他们当时所能认知的最高水平——古代世界文明的典范。由此，从中世纪的神权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崭新并具有朝气的西方文化不仅仅终于找到了其苦苦求索的漫长历史发展源头和文化之根，还从中获得了进一步昂扬向前迈进的人文发展目标。所以，在西方人所发明的“古典时代”这一专业的文化历史术语中，不仅表达了他们对古希腊罗马历史和文化发展成就的由衷赞美之情，而且也凝聚了西方人努力在“古典时代”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对其文明进行新创造的坚定决心和信念。

自不待言，西方人之所以称希腊罗马的文明为古典时代，是有其充分而内在的依据。比如以西方古典文明的希腊而言，其文明就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哲学、思想、艺术、戏剧、历史等等领域，都奠定了自身独特而高度发达的地位，对此，后来的哲人都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曾精辟指出：“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1]比如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家罗伯特·宾厄姆·唐斯(Robert Bingham Downs)也指出：“那些自以为找到了一条从来没有被人踩踏过的路径的现代思想家，迟早会为自己而感到害羞，因为他们会发现在这条路上早有希腊人走在他们的前面了。”[2]事实也是如此，在古希腊文明中，在哲学领域，其最突出的代表性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家，他们的哲学成就不但深深地影响着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和地区，而且还一直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直到今天还为现代的人类散发着永恒的文化魅力；在神话方面，希腊出现了以盲人荷马命名的《荷马史诗》，成为希腊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土壤；在戏剧方面，涌现了众多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欧里庇德斯，和以阿里斯多芬为代表的喜剧作家，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充满神奇和不朽魅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既用基于现实生活的事例，以夸张、想像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的思维张力，又用神话的素材展现了古希腊人对人性的深刻反思，等等。从此，西方的文化艺术及其成就不得不牢牢地打上了属于古典时代所留下的深刻的个性烙印。而且，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言，恩格斯也指出：“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有些自然科学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渣，例如原子论，当作永恒真理，另一方面却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腊人，理由是他们没有经验自然科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是愈来愈少了。现在唯一希望的是这种见解迈步前进，达到对希腊哲学的真正的认识。”[3]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希腊高度发达的文明后经罗马将其文化加以吸收、融合和广泛传播，成为西方世界最具特色的古老而发达的文化，被后人并称为希腊罗马文化，它对西方后来文化发展的影响极大，成为西方文化进程中的不可企及的范本，也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甚至，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当它每一次面临重大课题而要获得新的突破时，都不得不首先回过头来重温其过去在古典时代所获得的辉煌文化成就，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和营养，从而迈向新的文化高度。正因为如此，西方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在他《哲学史讲演录》中，曾将希腊亲切地比作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他是这样说的，“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4]为什么会是如此？黑格尔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外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5]在黑格尔看来，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历史之源，是使欧洲文化获得其特殊品质和意义的精神与文化源头，所以欧洲人能够在希腊文化里找到自己的精神故乡和价值根据。显然，黑格尔在此所指出的古希腊文明对其后整个欧洲文明的深远影响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并同时表达了他对古希腊文明的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敬意，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对古希腊的这种情感并非仅仅代表他个人，其实他所表达的是当时欧洲学界的普遍的看法。迄今为止，仍然有大量的历史哲学家认为希腊文化仍然是欧洲人文化认同和文化追寻的目标，是他们的文化故乡和精神归宿。比如，现代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就将古希腊这一时期重大的人类文化创造称之为具有突破意义的原创性文化，而且还论证了这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化突破与现代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之间所存在的现实而紧密的思想关联。对于这种关联雅斯贝尔斯在他书中是这样论述的：“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自那之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1

显然，雅斯贝尔斯对古希腊文明在人类文化史和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由此也引起了现代学术界对古希腊文明的创造性内容和历史地位的再思考和再探讨的热潮，极具积极意义。现在的学界普遍认为，尽管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的理论本身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争议，比如在对当时世界文明和文化概括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在对当时人类重要文化内容理解的深度及其对以后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争议，但雅斯贝尔斯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期的这一观念确实有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因为它的侧重点是在重新强调了包括古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和进步史中所具有穿越时空的巨大魔力，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必然对于解决现代西方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文化转型和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对雅氏的这一观点的内容及其意义就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雅氏的所谓新观点只是西方学界对古代文明如何现代化这一问题的一种现代表达方式和一些思考，具有极其明显的现代目的意识。其实对于西方学界而言，对古希腊文明的回溯和思考一直是欧洲文化发展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和途径，自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对古希腊文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从基本面来讲，都是一致的，或者都是予以高度肯定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曾在诗中吟道：“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此段诗文情感真挚，哲理深刻，传为佳话。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近代欧洲人在不断回溯其古老而又有生机的希腊罗马这一古典文明硕果的同时，还将这一思考和回溯渐渐扩大到世界上其它的古老文明成果，比如，除了欧洲文明源头的希腊罗马之外，还有印度和中国等其它各地的古代文明成果，在丰富、深化对希腊罗马深刻认识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希腊罗马的文化观念，从而成为其文明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和途径。依此看来，雅氏的轴心时代的观点就是站在欧洲学界文化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人类早期文化发展成果、表现和进一步发展途径的一种更为宽阔而深刻的成果，因而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它促使人们不但从历时性的角度来探讨人类古代文明成果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及其表现，也促使人们注意到人类文明，特别是中西古代文明在产生和发展成就方面的共时性这一重要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当然，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学不但在世界史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果同西方的历史发展脉络相比照的话，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类似西方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时代¾¾古典时代，这一时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及其实质同西方的希腊罗马的意义相类似，这就是先秦与秦汉的文化。对此，著名国史大家钱穆（1895─1990年）先生曾指出：“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已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只能依着先秦人的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中国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它们。”[6]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先生还通过对中国文明历史进程的深入探讨，来论证他的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即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其第二基础，即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政治、社会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园林，文学、艺术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陈设，园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国人的家屋与园林已在秦、汉时代盖造齐全，隋、唐时代再在此家屋里讲究陈设，再在此园里布置花草。至于全部设计，则在先秦时代早拟成一个草案了。”[7]显然，钱穆先生在此所强调的是中国先秦时代发达而丰富的文化内容的重要影响，也就是对其后漫长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一方面的问题。钱穆先生思虑独到，鞭辟入里，引人深思。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领悟到，先秦和秦汉在中国的文明史和文化史中的地位何等重要，事实上，它构成了中华文明其后发展的深厚基础，并规划了其后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蓝图，而要对以后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加以深入考察的话，就必须首先对中国先秦和秦汉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回顾，从中获得中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性的根本性特质，以及与中华文明特质相适应的外在的发展形式和途径，因为它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根蒂之所在。在此前提下，以确保中华文化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既具有时代的新鲜内容又符合其本身文化的内在发展轨迹，将保持民族文化特性与时代性两者结合起来。照此逻辑看来，钱穆先生的观点和他在其中所寄予的用意，实际上同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的思想突破观点有明显的相通之处，二者都强调了在文化发展史上一些极其重要的关节点及其内容，以及它们对其后的文化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所发挥的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在此还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作为中国“古典时代”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史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从而与先秦和秦汉的历史进程、文化建立了不可分离的关联，而西方古典时代对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因此，研究中西古典时代的史学，必须对这一重要的历史时代予以特殊的关注，惟如此，才可以正确认识中西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异同，并能对这种异同进行更为深入的历史性的探讨，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历史认知。由此来看的话，钱穆先生的真知灼见，不仅表现在他高度评价了中国先秦思想的文化品格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方面，而且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中西古典史学的异同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基于古典时代的中西史学比较观念

从现代文化研究的趋向来看，比较研究充分体现了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和其本身所追求的普遍性的发展特征，是一种求同存异以共同发展的具有时代感的思想方法，它对于深入而具体揭示人类轴心期文化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将这种比较研究集中于中西两者文明之中的史学成就，在对两者进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历时性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于探讨中西古典史学发展的特殊性和内在规律性，加深对中西史学发展道路的深刻理解，显然是一种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和一种很有前景的研究方法。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是这样说的：“在世界史学的园地里，中国古典史学无疑是一朵自有异彩的奇葩。要阐明中国史学对于世界史学已经做出的贡献，我们不能置我国古典史学于不顾。同时，作为一种传统，我国古典史学对于后世以至于当代史学不可能没有多方面的、人们意识或不曾意识到的影响。因此，要我们发展当前的史学和史学理论，以求对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也不能不对中国古典史学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反省。这种反省既可以结合纵向的前后历史阶段的比较来作，也可以结合横向的与外国古代史学的比较来进行。”[8]

众所周知，希腊古典时代历史学的发展也获得了不逊于其时代的突出成就，集中表现为史家辈出，群星灿烂，成就卓著，影响深远这几个方面。如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年）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开创了希腊和西方新的思维模式——历史学的思维模式；紧随其后的则是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约前460或455─400或395年）及其名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塞诺芬(Xenophon，约前430─354)的《希腊史》，特别是古典时代在史学中的“亚里斯多德”——波里比阿（Polybius，公元前204─公元前122年)及其代表作《通史》，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编年史》、《罗马史》，等等。他们以其丰富而生动的历史记叙为我们保存了他们在这一时代的历史足迹，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9]。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了解这一时代历史风貌的丰富而全面的珍贵资料；还有在罗马时期特别发达的传记史学，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凯撒传》等等，他们以生花的妙笔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鲜活传神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一幅幅生动而又真实的希腊罗马历史画卷，构成了穿越古今的古典时代历史人物的“画廊”，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古典时代的历史文化内容。不过还得强调的是，古典时代的这些史学家以其如椽之笔深刻记叙历史，成为时代的忠实的记录者；又以杰出成就而成为其时代的代表者，并进而名垂青史。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的史学人格都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最初典范。

如果与西方的古典文明¾¾希腊罗马相比较的话，中国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发达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的历史意识和观念的产生由来已久，西方哲学大家黑格尔就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只有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国的典籍‘书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10]当然，现在看来，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未必完全正确，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并不准确，而且是因为当时更为古老的以埃及文明为代表的北非文明、以两河文明为代表的西亚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文明（和爱琴海的古老文明）还未发现，因为除爱琴文明外，其它文明的历史都较中国文明早，但如果在对自身历史的研究和历史意识的历史学的产生及其成就方面，中国史学仍是其中的翘楚。即使在现在，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在强调中国历史学的悠久和发达方面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中国早期史学史来看，仅以具备了记言记事史籍体例的《尚书》与《春秋》来说，就比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要早很多，而同希腊神话相当。所以，中国史学发生之早，典籍之博，在史学方面的创新和成就，在世界各国中，可谓首屈一指，更是有目共睹。《春秋》之后的《左传》，将中国的叙事史学推进到一个新高度，而《左传》之后的《史记》，其著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则在前者所奠定的丰厚的历史基础上，将叙事与叙人紧密地结合到史学的研究成果之中，《史记》是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巨著，其具有独特的魅力，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创了中国的通史体例。正如清人赵翼所言：“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一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廿二史札记》)其后，中国的史学成就绵延不绝，为中外学界所共仰。

显然，中西史学成就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都在中西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可比性，杜维运先生则认为：“发展数千年的中西史学，是世界史学最大的遗产，两者各为史学建立了金碧辉煌的宫殿，两者互相比较之后，能自其上建立更辉煌的史学宫殿。”[11]

事实上，从近代以来，中西史学比较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管是从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的学术角度，还是从救危图强的历史效用角度都是如此。张广智先生曾明确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史学交汇的历史也是色泽丰富与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课题。中西史学无论对那一方面来讲，都为对方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价值参照系，这就为两者的比较研究创造了前提。”[12]显然，中西古典史学的比较在中西整个文化和历史的比较中，无疑是一个极具可比性的重要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极具现代意义的现实课题。因此，对中西古典史学的比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进行中西古典史学比较呢？

从中西史学比较的历程来看，应紧紧抓住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顺利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的根本。

一方面，弄清楚史学比较的基本理论，将中西史学比较中的同与异辩证地统一于中西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从哲学来看，对于中西史学比较而言，如果不系统地有目的的研究和披露个别历史现象的真与伪，比较的结果就会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丧失其具体特点和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不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重复性以揭示普遍规律性，中西历史比较就将成为具有无数多样事实的简单堆积。正因为如此，历史科学的目标，就是要把普遍规律性同特殊性结合起来。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把中西历史看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借助于逻辑抽象，经过否定或扬弃的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以辩证的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13]

换言之，具体于中西古典史学比较来说，在中西史学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中探索其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性，这只是我们史学比较研究的一方面，而绝非全部，还要继续努力探索的是，在这一共性的比较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在同中再求异，以期对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思维特点给予清晰的具体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而要达此目的，其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努力探讨形成东西文化不同特质的历史背景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源头，以彰显各自的历史的特殊性。这一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在强调了历史的共性探讨的同时，还着意所强调的：“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部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14]这样看来，要最终达到理解中西史学异同的目标，其唯一途径就是史学比较的个性与共性的探讨，辩证地统一于中西历史发展的真实而动态的进程中。因此，在史学比较中，能否掌握史学比较内在的普遍与具体的辩证关系对于史学比较的成败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从年鉴派的“问题史学”出发，对中西史学比较的赋予现代的史学意识。当然，古希腊文明之所以长期而不断地受到后人广泛赞誉自然有其重要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历史上的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是一个的文明辉煌的伟大时代，它给后人留下了丰饶而珍贵的精神遗产，对人类的文明和历史，特别是对西方的文明和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使人无法忘怀，这应该是古希腊文明永葆青春的根本性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试图利用古希腊发达而典雅的精神文明成果来丰富其自身的文明和文化，因而使古希腊的古典时代的文明和文化一直同历史的新发展保持着重要的内在关联，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从而使西方长期以来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古典学研究一直具有明显的时代意识。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在论述古典文明史与现代文明史的内在关系时曾精辟指出：“如果以狭隘的实用眼光来看，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内容从时、空两方面说都很遥远；如果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来看，它又在眼前。”[15]刘家和先生的这一观点深刻指出了中西史学比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更好地从事中西史学比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归根结蒂，“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16]

因此，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进行中西古典史学比较要做的就是，从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出发，在比较史学理论的具体指导下，加强中西史学比较的现代意识，以体现古今一体的史学特征，以突出经史以致用的治史效用。

四、结语

西方著名的历史理论家，意大利人克罗齐在其《历史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格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说的就是一切的历史性都不可避免地都具有其所现代性。不可讳言，我们在现代之所以研读古典学，其根本目的是在古今一体的历史认识基础上，试图在将中国古典时代的史学同古希腊罗马的发达的文化和史学的比较中，汲取古典文化的营养从而使得中国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在和西方史学的交融中，得到新启发，获得新发展。这样以来，中西的古典时代虽然未通音讯，文化发展的轨道各异，但中西古典时代所具有的各呈异彩的发达的古典文化成果，特别是中西古典史学都具有的与现代意识紧密相关联的文化特征，却在历史发展的不断的洪流中又在对立中将两者统一起来了。这其实就是我们研讨中西古典学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和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心教授）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2]［美］罗伯特·宾厄姆·唐斯著，王宏方等译:《塑造文明的心灵的巨人及其思想》,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页。

[4][德]黑格尔著，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7页。

[5][德]黑格尔著，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7页。

1[德]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44页。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4-165页。

[8]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见《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9]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10]［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

[11]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2]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社会科学（沪），1992第3期第48页。

[13]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15]刘家和 廖学盛：《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6]于沛：《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