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上同盟”到“海上帝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对外扩张与东地中海国际关系探略

徐松岩赵青青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四川省自贡市蜀光中学

摘要：雅典同盟作为雅典与提洛同盟所结成的同盟,在波希战争(公元前500—公元前479年)后,逐渐演变成为雅典帝国。雅典人以武力统治为基础,从政治、经济、司法诸方面强化对广大属国人民的统治,几乎完全剥夺了各属国的主权。雅典帝国是雅典人的国家,不是独立城邦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城邦制度与国家规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对外关系上,与斯巴达等国的冲突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并促成了雅典帝国的崩溃。雅典帝国的形成和瓦解,对公元前5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雅典同盟; 雅典帝国; 城邦联盟; 雅典人;

《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2期

公元前5世纪初, 雅典公民集体内部矛盾有所缓和, 海上实力的不断增强, 城邦向外扩张的内部条件日臻成熟。波希战争的爆发为雅典推行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雅典人凭此契机, 以强大的武力为基础, 通过政治、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扩大了国家版图与国家规模, 使城邦的权力机构蜕变为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从雅典“海上同盟”到“海上帝国”的演变, 实际上是雅典人逐步实现其称霸东地中海既定目标的过程。

一、从“同盟”到“帝国”

公元前478—公元前477年, 在雅典的领导下, 爱琴海地区一些邦联合成立了旨在抗击波斯帝国的同盟组织, 近代史家因其公共金库与同盟大会设在提洛岛, 故称之为“提洛同盟”或“提洛海上同盟”。学界对于这一同盟的成立目的历来看法不一。 ⁽¹⁾ 其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古史研究者多将其与雅典同盟混同起来。根据我们的考证, 雅典同盟是一个二元组织的同盟, 雅典一方, 同盟者即提洛同盟一方;提洛同盟由潘伊奥尼亚同盟演变而来, 是小亚细亚及其附近岛屿的希腊诸邦集结反波斯力量的必然结果, 同盟诸邦之间保持平等与独立, 同盟会议原则上仍然是最高权力机关。雅典同盟则是雅典人与同盟者 (潘伊奥尼亚同盟/提洛同盟) 组建而成的同盟, 提洛同盟的同盟会议不是雅典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充其量只是同盟者的最高权力机关, 雅典人作为雅典同盟的领导者, 握有决议否决权与最高军事指挥权。因此, 在雅典同盟成立之初, 雅典人与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同盟关系。 ⁽²⁾

公元前479年波希战争结束后, 雅典同盟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雅典帝国起而代之。修昔底德明确指出, “这些事件的历史可以说明雅典帝国是怎样形成的”:公元前476年, 雅典人从波斯人手中夺取斯特里梦河畔的爱昂, 把城中的居民变为奴隶;接着, 攻下爱琴海的斯基洛斯岛, 把包括多洛皮亚人在内的居民变为奴隶;公元前472年, 征服卡利斯图, 强迫其入盟。公元前468年攸里梅敦河战役以后, 雅典已然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强国, 综合国力大为提升。此后, 雄心勃勃的雅典人便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公然奴役它的同盟者——公元前466年, 那克索斯脱离同盟, 经过围攻, 那克索斯人不得不归顺于雅典;公元前465年, 雅典派军围困暴动的塔索斯人, 在被围困的第三年, 塔索斯交出战舰, 放弃大陆上的领土, 缴纳贡金;公元前457年, 雅典与埃吉那发生大规模海战, 两年后, 埃吉那投降, 拆毁城墙, 承诺缴纳贡金。 ⁽³⁾ 这期间, 雅典的主要军事目标由打击波斯人, 转变为制服提洛同盟各国, 雅典与提洛同盟诸邦之间的不平等同盟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关系, 雅典同盟也随之逐渐演变为雅典帝国。

公元前467年以后, 在很大程度上受雅典人支配的提洛同盟公款不再主要用于抗击波斯势力, 而被雅典人主要用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继续大力扩充雅典海军;二是控制和奴役提洛同盟成员国;三是发动新的攻势, 谋求占领更多的波斯领土;四是与斯巴达及其同盟者作战, 企图称雄全希腊;五是购买粮食, 养活部分入居城市的雅典公民。 ⁽¹⁾ 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绝非为使同盟者各国获得独立, 而是雅典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的延伸和发展, 旨在增强雅典的综合实力, 这与提洛同盟抗击波斯侵略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公元前454—公元前453年, 雅典借故将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至雅典卫城, “表面上, 这只不过是换一个庄家, 雅典娜取代了阿波罗, 实际结果是, 此举令雅典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同盟议会的控制, 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并且感到了那萌生久已的想法, 即那是雅典的钱, 她可以为所欲为了”。 ⁽²⁾ 这标志着雅典同盟彻底蜕变成为雅典帝国。 ⁽³⁾ 雅典帝国的形成, 是雅典人征服、奴役异邦人 (非雅典人) 的结果, 对于提洛同盟诸邦而言, 意味着它们逐个地臣服于雅典, 雅典从而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实际的霸主, 雅典城邦的国家机构遂成为雅典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二、雅典海上帝国的统治

1. 以武力统治为基础

在公元前430年雅典公民大会上, 伯里克利发表演说, 明确指出, “假如在危难时刻你们当中确实有人曾认为放弃帝国是一种正直的行为, 那么, 如今放弃这个帝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坦率地说, 因为你们维持帝国靠的是一种暴政”。 ⁽⁴⁾ 伯里克利作为雅典极盛时期的政治领袖, 一语道出了雅典统治帝国所遵从的武力统治原则, 历史事实亦确实如此。

雅典人赤裸裸的武力统治原则在“米洛斯对话”中充分得以展示。米洛斯人是拉栖代梦人的移民, 起初他们保持中立, 不偏向冲突的任何一方, 但后来雅典人对其施以暴力, 蹂躏其国土, 于是他们对雅典人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公元前416年, 雅典派遣远征军驻扎在米洛斯境内, 在尚未交战前, 雅典使者与米洛斯的行执长官和少数人进行谈判。在这场本就不是以势均力敌为基础的“米洛斯对话”中, 雅典的强硬态度与霸权政策显露无遗:统治庞大帝国的雅典城邦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 从当时世界的通行规则、双方实力对比及神祈眷顾的角度出发, 不断强调自身的强者地位, 要挟米洛斯屈从于雅典的统治, 在他们看来, 以米洛斯的实力根本无法抵御海上霸主的进攻。事实上, 米洛斯的确不足以成为雅典的对手, 雅典派军成功围攻米洛斯, 以武力手段迫使其无条件投降, 把所俘的成年男子全部处死, 把妇女、儿童卖为奴隶, 随后派遣他们自己的500名移民定居那里。 ⁽¹⁾

雅典的武力统治原则从其对各反叛属邦的武力镇压中也可见一斑, 如公元前446年武力镇压优波亚岛诸邦的反叛, 公元前440—公元前439年武力镇压萨摩斯的反叛, 公元前432年武力镇压波提狄亚的反叛, 公元前428—公元前427年武力镇压列斯堡的反叛, 公元前412年武力镇压开俄斯、米利都的反叛等等。由此可见, 雅典维持霸主地位与帝国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乃是自身所拥有的武力, 米提列涅叛乱的缘由或许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在雅典人公正地领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忠心耿耿地追随他们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 他们一方面对波斯的敌视愈来愈少, 另一方面却力图奴役同盟诸邦, 我们便开始恐惧了……如果我们有和他们一样的实力, 可以对付他们的阴谋, 可以推迟行动的话, 那么, 我们就应当和他们平起平坐, 而不必成为他们的臣民了”。 ⁽²⁾ 因此可以说, 雅典与原提洛同盟诸邦之间原有的和平是各方压力的一种平衡, ⁽³⁾ 随着雅典实力的日益壮大, 屈服于雅典强大的武力之下便成为各属邦无法避免的必然选择。

2. 政治控制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城邦政体变革的原因时谈到, “一切政体可以被内部的变故所毁弃, 一般地也可以被外力所破坏。各城邦如果其近邻所施行的是一种敌对政体, 或施行相反政体的城邦虽然相隔很远而恰好是个强敌, 它的力量足以达到远方, 它们就都难以保持固有的政体。在雅典和拉栖代梦 (斯巴达) 争霸的年代, 情况就是这样:雅典人到处破坏寡头城邦”。 ⁽⁴⁾ 公元前4世纪, 演说家吕西亚斯在《葬礼演说》中提到, “雅典人统治海洋七十余年, 将其‘盟邦’从派系斗争中解救出来;但雅典人并未要求‘盟邦’屈从于自己的统治, 而是要求他们生活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⁵⁾ 可见, 作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 雅典倾向于原提洛同盟诸邦建立与自身政体相同的民主制政府而非寡头制政府。

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中明确指出, “由雅典派往海外各地的告密者, 对当地贵族进行诽谤, 发泄仇恨。因为他们懂得, 统治者必然为其臣民所仇视。如果富人和贵族在这些属邦中势力强大, 那么平民在雅典的统治就维持不了多久”, “他们 (即雅典人) 在那些发生内讧的城邦, 支持下层民众。他们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他们支持贵族阶层, 那就等于是支持与其为敌的人”。 ⁽¹⁾ 不难看出, 雅典民众对于属邦中的贵族与平民采取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而这正是雅典所推行的民主政治使然, “因为由雅典支持建立的民主政体更有可能忠于雅典的民主政治, 当寡头贵族试图夺取政权时, 雅典拥有可以依靠的力量, 然而, 寡头派总是理所应当地寻求伯罗奔尼撒人的帮助”。 ⁽²⁾ 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萨摩斯政体变革即为其中一例。公元前440年, 萨摩斯人和米利都人之间爆发战争, 米利都人战败求援雅典, “来自萨摩斯的某些人以私人身份加入到米利都人当中, 他们希望彻底变革政体;因此, 雅典人派遣40艘船前往萨摩斯, 去那里建立民主政体;他们从萨摩斯人中获得50名男童和50名成年男子作为人质, 并且把他们暂时安置在列姆诺斯岛上”。 ⁽³⁾ 历史事实表明, 变革政体后推行民主制的萨摩斯始终对雅典保持忠诚, 即使公元前405年雅典处于被斯巴达从陆上和海上包围进退维谷的境况之下, 萨摩斯依旧是雅典最坚实的基地, 直到公元前404年被斯巴达海军副将吕山德征服。 ⁽⁴⁾ 到公元前5世纪20年代, “虽然爱琴海地区的许多城邦实行民主制是因不同形势而决定的, 并非都是雅典强加的结果”, ⁽⁵⁾ 但不可否认雅典对于当时民主政体在帝国内部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雅典城邦除通过向外输出民主制以控制诸属邦之外, 还“劝告人民, 抛弃田园, 入居城市, 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 ⁽⁶⁾ 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帝国管理事务。据亚里士多德记载, 雅典民众中有“陪审官6 000人, 弓箭手1 600人, 骑士1 200人, 议事会的议员500人, 造船所的卫士500人, 还有卫城卫士50人, 国内官员700人, 国外官员700人;后来当他们进行战争的时候, 除了这些人以外, 还要加上重装步兵2 500人, 护卫舰20艘和其他用以征收贡赋的舰船, 所用船员2 000人是由抽签选出”。 ⁽⁷⁾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前, 雅典的民众法庭尚未开展大规模审理工作, 海外官员和索贡舰队大概也不存在, 城邦各类官员总数不超过350名。 ⁽⁸⁾ 由此可见, 雅典民众对于参与帝国事务的管理表现出较大的兴趣, 雅典以此加强对地方事务的监督和管理。

3. 经济控制

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金钱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属邦贡金对于雅典坚持持久战的重要作用。 ⁽¹⁾ 公元前426—公元前425年, 各属邦每年缴纳的贡金额已由最初的460塔连特、战前的年均600塔连特, 猛增至1 300~1 500塔连特。 ⁽²⁾ 为保证各地贡金安全如数地运抵雅典, 当政者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克莱尼阿斯法令的颁布实施正说明了这一点:

由议事会[和]公民决定, 由俄伊涅斯部落担任主席团, 斯浦狄阿斯担任书记官, [……]昂主持, 克莱尼[阿斯提案]。各属邦的议事会、执政官以及巡回监察官必须关注每年征收的贡金, 并将其运回雅典。他们要与属邦确认封印, 这样运送贡金的人就不可能欺瞒。各属邦要在石牌上刻明贡金数目, 盖印封好, 将石牌送往雅典。运送贡金的人在进献贡金的同时, 要在议事会上上交石牌, 并由其他人宣读。狄奥尼索斯节之后, 主席团负责召集希腊司库议会, 以告知雅典公民哪个属邦缴纳了充足的贡金, 哪个属邦贡金数目不足;各自分开, [……]。雅典公民选派四个代表, [派遣他们去]属邦分发[已收到贡金]的凭据, 并要求没有[缴纳的……], 其中两个[乘]快速的三列桨舰船前往[岛屿区和伊奥尼亚区的属邦], [另外两个前往赫勒斯滂区]和色雷斯区[的属邦]。[狄奥尼索斯节后], [主席团]要[立刻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上]提出讨论[这件事], [并且不能被中途打断], 直到做出一个决定。如果任何雅典[公民或属邦在]所要求的贡金[方面犯罪], [……]那么任何[雅典]公民或属邦只要愿意, [就可以]在[主席团]面前起诉[他]。主席团必须在议事会面前草拟好[控诉书], [否则]他们将被认为收贿, 且每人[要受到……德拉克玛的罚款]。[至于]被[议事会]指控的[那个人], [关于]他的[判决]将[不]由议事会决定, 他将被[立刻]带到[民众法庭]。如果他被认为有罪, 关于适合他的处罚或[罚款]的判决将由主席团通过。任何人若是在进献奶牛或[甲胄]方面犯了错, 他会受到相似的控诉, [并且惩罚也将是]一样的。在一块刷白的公告板上[登记]之后, [希腊司库]将展示出贡金的[评定]及[……], 并记录[……]。 ⁽³⁾

从克莱尼阿斯法令可以看出, 在贡金的征收、运送、核定三个环节中, 雅典都予以严密监控, 贡金数目短缺, 亦或是运送过程中出现差错, 其相关负责人都要受到相应惩罚。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马蜂》中这样的台词描述:“现在向我们缴纳贡款的盟邦有一千个;只要命令每个盟邦赡养二十个雅典人, 两万公民就可以专吃兔肉, 戴各色花冠, 喝初奶, 吃初奶点心, 享受城邦的威名和马拉松的胜利应得的果实。” ⁽¹⁾ 伯里克利就曾对雅典挪用属邦贡金发表过这样一番言论, “雅典并不欠各盟邦的钱财, 因为, 雅典替他们打仗, 赶走了波斯人, 而各城邦没出一匹马、一条船、一支重甲兵, 只出了些钱罢了, 这笔钱已经不属于出钱的人, 而是属于取用的人了, 因为我们已付过取用的代价”。 ⁽²⁾ 可见, 雅典已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将这些提供金钱的原提洛同盟诸邦视作可任意宰割的羔羊, 雅典已然成为属邦贡金的盗用者。

4. 司法控制

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帝国最高司法机关的雅典民众法庭, 从表面上看似乎依然是雅典城邦的法庭, 是雅典城邦的民主机构之一, 但它所行使的权力已大大超出雅典城邦的范围, 实际上已成为雅典人维持其对帝国广大臣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强制机关。事实上, 雅典正是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一步步实现了对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司法控制。

有学者指出, 波希战争期间, “雅典不仅致力于清除沿海的波斯势力, 还致力于清剿海上的盗贼和恶棍, 不仅为从蛮邦获得自由而战斗, 还为国家交往和贸易自由而努力。因此, 雅典得以在协定中嵌入一项条款, 即所有在雅典缔结的商业合同产生的纠纷必须在雅典法官面前用雅典法律审理, 这样一来被告就不得在其当地法庭受审”。 ⁽³⁾ 开俄斯作为雅典同盟中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大邦于公元前466年第一个承诺执行此法令, 之后, 其他同盟国也纷纷采纳执行。

根据现存材料的记载, 公元前446年雅典武力镇压优波亚的卡尔基斯叛乱后, 戴格尼塔斯、安替科斯、阿奇思莱特斯三人分别提出了处置卡尔基斯的法令, 其中阿奇思莱特斯提议:

除涉及流放、死刑、剥夺公民权的案例之外, 关于卡尔基斯公民的法律诉讼由卡尔基斯人处理, 就像雅典人之间的诉讼在雅典审理一样。至于流放、死刑、剥夺公民权的案例, 根据人民的法令, 有权上诉至雅典的民众法庭。 ⁽⁴⁾

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中也就雅典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司法主权发表过简短的议论, “有人认为, 雅典平民迫使其同盟者渡海来雅典打官司, 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但雅典人却不这样看, 因为他们算过这样做会给雅典平民带来许多利益, 首先, 他们可以从法庭收费中稳获整整一年的薪金;其次, 他们待在家乡, 无需出海远征, 便可在同盟国中发号施令;第三, 他们因此可在法庭上保护那些支持民主制的人, 剪除平民的敌人, 反之, 假如同盟者在其本地审案, 那他们就会出于对雅典的敌视, 而除掉其民众中那些同情雅典平民的主要人物……如果同盟者不来雅典打官司, 他们就会只会对航行到当地去的那些雅典人——将军、舰长和大使们表示尊敬, 如今的情况是, 同盟者个个都是被迫来到雅典的, 他在这里法庭上胜诉或败诉, 完全掌控在雅典平民手中——这是雅典的法律, 因此, 无论哪位陪审员进入法庭时, 他们都会拉住他们的手作祈求状, 在法庭上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做答辩, 这种情形使得同盟者觉得自己逐步沦为雅典平民的奴隶”。 ⁽¹⁾

约公元前415年, 演说作家安提丰所撰写的演说词当中, 他的一位米提列涅诉讼委托人被控犯有谋杀罪, 这位委托人在雅典法庭上申辩说, 指控他的那些人杀害了案件的主要证人, 因此他们做了一些“连一个城邦都无法去做的事情, 那就是在没有经过雅典人民允许的情况下, 判处一个人死刑”。 ⁽²⁾

由此可见, 雅典不仅在关于属邦商业纠纷的案件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且在事关属邦臣民人身安全的重大审判案中同样握有生杀大权, 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司法主权被剥削殆尽, 已无力作为独立一个国家行使保护其臣民安全的基本责任。因此, 雅典城邦的民众法庭的权力显然已扩及至整个帝国的范围。

三、帝国的地位和局限性

雅典海上帝国的形成, 是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东地中海及附近地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就雅典与提洛同盟的关系而言, 意味着双方由不平等的盟友关系蜕变为敌对的主从关系;对于提洛同盟诸邦而言, 意味着它们逐步臣服于雅典, 自公元前546年被波斯征服之后又成为雅典人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对于希腊世界而言, 它意味着希腊世界的局部 (以雅典和爱琴海为核心区域) 的统一;对于雄踞西亚北非的波斯帝国而言, 意味着其西部省区的部分属地被雅典人侵占, 失去一部分纳贡臣民。

然而, 作为统治着阿提卡和其他5区或6区 ⁽³⁾ 的庞大帝国, 雅典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机构显得较为落后。其一, 公元前451年起, 雅典颁布实施限制公民资格的法律堵塞了公民集体自身扩大之路, 国家的统治基础难以适应国家规模的急剧扩大。诚然, 如果雅典能成功采用罗马运用的统治方法, 允许小邦公民享有雅典公民权, 进而扩大统治基础, 那么帝国或许能持续更长时间。但这种设计与希腊人的政治思想并不兼容。 ⁽¹⁾ 其二, 从总体上看, 军事制度仍旧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公民兵制度, 可以从军参战的人数极为有限, 这与广阔的国家版图和宏大的国家规模极不相称。其三,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使得个人权力的增长受到极大的限制, 任何一位军政首脑都有可能因某种小小的失误而受到弹劾甚至被罢免或放逐, 从而始终难以形成以个人为核心的集权型领导集团, 而这恰恰是一个奴隶制大国的统治阶级所必需的。以上三点显示出城邦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也显示出雅典帝国的局限性, 这是其国家结构显得较为松散也是帝国最终解体的内在原因, 是希腊政治思维和政治生活的首要原则与国家统一格格不入 ⁽²⁾ 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凭借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和强大的海军力量, 以波希战争为契机, 迅速扩大了国家版图与国家规模, 从阿提卡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称霸东地中海的雅典海上帝国。雅典以武力统治为基础, 从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对原提洛同盟诸邦进行全面控制, 然而, 雅典的武力统治招致各属邦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在其宿敌斯巴达人、波斯人的鼓动和挑唆下, 属邦的反抗和帝国统治集团内讧, 导致雅典海上帝国难以维持长治久安, 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行, 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但是, 雅典帝国对于维护地区的海上秩序, 对于欧洲的希腊人充分吸收东方各国各民族 (包括亚洲的希腊人) 的优秀文明成果, 对加强东地中海及周边各地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促进本地区奴隶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 都发挥过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注释

1 如J.A.O.拉森认为, 包括雅典代表在内, 同盟会议成员国代表彼此间以平等为基础, 表明该机构并非用以壮大雅典实力的工具, 其目的亦不在于使雅典对同盟政策的实施施加影响, 作为希腊世界较大范围的同盟组织, 其机构设置表明其目的仅仅在于组织海战对抗波斯 (J.A.O.Larsen, “The Constitution and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Delian League”,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51, In Honor of William Scott Ferguson (1940) , pp.175-213) ;R.希利认为, 提洛同盟因成员国对战利品分配的争议而建立, 成立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战利品 (R.Sealey, “The Origin of the Delian League”, in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ay, edited by E.Badian,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6, pp.233-255) ;亨特.R.罗林斯三世认为, 修氏虽对于提洛同盟的成立目的发表了见解, 但修氏所真正关注的是雅典称霸的野心, 而非同盟所宣称的劫掠波斯领土和收集战利品 (Hunter R.Rawlings III, “Thucydides on the Purpose of the Delian League”, Phoenix, Vol.31, No.1 (Spring, 1977) , pp.1-8) 。

2 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3期。

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s.4, trans.by C.F.Smith,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1984, I.98.1-3, I.98.4-99.1, I.100.2, 3-101, I.105, I.108.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徐松岩译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94—100页。

4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by H.Rackha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XXIV.1.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日知、力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年, 第33页。

5 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 龚萍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第156页。

6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edited by Simon Hornblower, Ant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 4th E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25;N.G.L.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03.关于“雅典帝国”的性质, 学界有着不同观点, 日知、张强认为, “作为帝国诸邦同盟的盟主之邦, 雅典本身还是一个邦, 或曰城邦, 而不是一般历史上所谓帝国……雅典帝国这种帝国不是国家, 不是政治单位……雅典同盟是城邦的组织, 雅典帝国也是城邦组织” (日知、张强:《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 《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 ;启良的观点与日知有相似之处, 认为“雅典帝国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同盟……作为盟主的雅典, 只有通过武力迫使其他加盟国同自己站在一边……在主权方面, 各加盟国原则上是独立的……各加盟国的政体、制度、法规都是自成体系的, 与盟主雅典没有丝毫原则上的臣属和附庸关系” (启良:《希腊城邦与周天下——与日知先生商榷》, 《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 。笔者则认为, “雅典人是雅典帝国的统治者, 换言之, 雅典帝国是雅典人 (雅典城邦) 统治下的国家” (徐松岩:《雅典帝国、周天下与早期国家》, 《重庆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徐松岩:《论雅典帝国》,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1期) 。

7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s.4, Ⅱ.63.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徐松岩译注, 第166页。

8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s.4, Ⅴ.84.2-111, Ⅴ.116.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徐松岩译注, 第401—408、409页。

9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s.4, I.114, I.115-117, I.56-65, Ⅲ.2-18, 26-50, Ⅷ.17, 24, Ⅲ.10.4, 12.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徐松岩译注, 第103、103—105、69—73、199—208、211—226、546—549、203、204页。

10 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the Cities of the Athenian Empire”, in Polly Low ed., The Athenian Empir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78.

11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by H.Rackha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1307b20-2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年, 第269页。

12 Lysias, Funeral Oration, trans.by W.R.M.Lamb,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55-56.

13 色诺芬:《希腊史》, 徐松岩译注,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 第364、372页。

14 J.M.Moore,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32.

15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s.4, I.115.2-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徐松岩译注, 第104页。

16 色诺芬:《希腊史》, 徐松岩译注, 第23—26、29—30、31—37、64—65页。

17 J.K.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黄洋、宋可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76—77页。

18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XⅣ.1.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日知、力野译, 第33页。

19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XⅣ.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日知、力野译, 第33页。每艘战舰按200人计, 则20艘护卫舰船员总数达4 000人。日知译本将最后一句译为“其他用以运送抽签选出200卫兵的船只”。

20 A.H.M.Jones,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57, p.6.

21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83.2, I.122.1, Ⅱ.13.2, Ⅲ.13.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徐松岩译注, 第86、109、137、205页。

22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s.4, I.96.2, Ⅱ.13.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徐松岩译注, 第94、137页。Plutarch, Lives, Aristide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9.

23 查尔斯·福尔那拉编译:《希腊罗马史料集 (一) 古风时代至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 (英文影印版) , 黄洋导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107—108页。

24 Aristophanes, Wasps, 708-711.trans.by Jeffrey Henders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阿里斯托芬:《马蜂》, 《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 (上) 》, 张竹明、王焕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年, 第416—417页。

25 Plutarch, Lives Pericle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p.37.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上) , 陈永庭、吴彭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年, 第473-474页。

26 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 龚萍等译, 第153—154页。

27 查尔斯·福尔那拉编译:《希腊罗马史料集 (一) 古风时代至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 (英文影印版) , 黄洋导读, 第114页。

28 色诺芬:《希腊史》, 徐松岩译注, 第365页。

29 J.K.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黄洋、宋可即译, 第75页。

30 即伊奥尼亚区、赫勒斯滂区、色雷斯区、卡里亚区和岛屿区, 后增设黑海区。

31 J.B.伯里:《希腊史》, 陈思伟译, 晏绍祥审校,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第410页。

32 J.B.伯里:《希腊史》, 陈思伟译, 晏绍祥审校, 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