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学盛，男，1936年7月生于湖北咸宁汀泗桥附近的山窝廖村。1942年至1947年，在咸宁贺胜桥小学读书。1947年10月，入咸宁初级中学学习。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在湖北武昌县山坡勤思中学学习。1950年3月至1951年7月，在武昌湖北省武昌第二中学学习。1951年9月至1953年7月，在武昌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学习。1953年8月至10月，在共青团武汉市委工作。1953年10月，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1954年8月，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5年改名北京俄语学院，后又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9月至1961年1月，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1960年12月毕业，专业为古希腊史。1961年9月11日，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工作。1964年4月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后，一直在这个科研机构里工作。1982年8月至1983年9月，在希腊进行学术考察。1987年起任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8年6月至1998年10月，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退居二线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2005年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2006年8月3日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曾任中国史学会第6届理事会理事。现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4名代表之一，于2009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出席国庆60周年观礼活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的仪式。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1.《廖学盛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2.《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胡庆钧主编、廖学盛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2007年第3次印刷

3.《20世纪的历史巨变》，齐世荣、廖学盛主编，学习出版社，2005年

4.《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刘家和、廖学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

5.《世界历史十五讲》，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廖学盛主编，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

学 术 自 传

学然后知不足

对于一个以研习历史为职业而又特别注意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来说，时间是永远不够用的，需要学习的东西、需要思考的问题无休无止。

70多年的生活经历和上高中以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使我坚信，马克思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表述的思想，即“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是完全正确的，需要一代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其加以丰富和发展。正确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规律，必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规律工作中的不朽贡献。十月革命后，大批苏联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卓有成效地用丰富的世界历史资料，阐释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情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5年至1961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苏联学者对我的教育，奠定了我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我在内心深处，永远感激苏联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帮助和关心。

无论是在留学苏联的岁月，还是在我回国之后与苏联师友的交往中，都有许多美好的记忆。

1998年8月，回到阔别了38年业已更名为圣彼得堡的列宁格勒，在探望老师、会见同学和与俄罗斯学者交流学术的同时，特别抽出了一天，和老同学伊沃奇金娜以及奥列根娜一起，到郊区的墓地，先是向伟大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鞠躬致敬，继而找到老同学徐仲达长眠之处为其扫墓培土。这一天，感触是很多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对于研究过延续近900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中国人来说，不可能无动于衷。苏联的兴衰成败，不能不使关心人类前途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复思量，长期探索。

徐仲达，四川人，1957年因肝硬化病故于列宁格勒。他的苏联同学数十年内都为他扫墓。中苏人民的深厚友谊，这便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我在徐仲达去世后，由组织上指派以古希腊历史为专攻学科，1955年我到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时候，指派我学的专业是俄国古代史。从1957年起到现在，由于国家的需要，我便以学习和研究古希腊历史为主业了。

从1957年至今的50多年中，研习古希腊史给了我很多欢乐，同时也不时给我带来麻烦。主要的麻烦是我的学识不足，工作时间不够，常常苦于力不从心，只能被迫应付任务。

应该说，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古希腊罗马史教研室学习的时候，客观学习环境是很好的。那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充满学术气息的集体。在教研室里，老师和同学都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尽量让我能积极参加教研室的一切教学活动。

在关于古希腊罗马史的课堂讨论中，教研室主任、国际知名的古罗马史专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瓦略夫教授就曾经询问，为什么中国学生不参加。其实，不是中国学生不愿参加，而是入学不久的中国学生俄文水平不够，只能忍痛放弃部分课程。

对于学习文科的学生来说，要想让自己能比较自由地运用俄语应付各项学习任务，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仅靠国内留苏预备部一年的强化俄语培训，是远远不够的。

按照苏联的课程规定，文科的大学生要读大量的书，每周应该学习60个小时。而像我这样的中国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则至少需要花80个小时。除了学习，我只能放弃其他事情。

学习古希腊史，真要有所了解，有所建树，非学习多种外文不可。因为古希腊史早已成为国际性的学问，大量的文献和工具书都是外文。

我在苏联学习的5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俄文，又学了拉丁文、古希腊文和德文，不得不把中学学过的英文捡了起来。回国后，由于工作需要，又学了几种外文。老实说，现在我的外文知识远远满足不了我工作的需要。虽然我已70多岁，还经常抽时间学习拉丁文、古希腊文和其他外文。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数十年的经历，使我深深明白这一点。要想真学到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必须永远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在学问问题上，决不要自欺欺人。

2011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宣告成立。在隆重的成立仪式上，会议主持人宣布，“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是一个跨院系实体教学科研机构，其宗旨在于推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建设西方古典学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组织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应该说，北京大学的这个举措是有很大意义的。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类社会各种文明的相互关系，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交往，中国人必须建立切实研究古希腊罗马辉煌文化成就的长期存在的实体教学科研机构。在这次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认为中国早就应该建立这种中心。

的确，像研究古代希腊文明这类事，没有必要的物质支持和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是不可能取得真正得到国际承认的好成绩的。

在2005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廖学盛文集》“自序”中，我如实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即我既是先天不足，又是后天失调。“之所以自认‘后天失调’，乃因为我参加工作之后，能够安静地坐下来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实在不多。即使不是参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也往往被指派做一些与世界古代史研究相去甚远的工作。从1963年到1978年的15年内，我基本上停止了对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在苏联学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知识忘得差不多了，甚至俄文、英文也都生疏了。在大学得到的专业知识有的变得陈旧，而新的学术前沿又无缘接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组织上的决定，我不得不于1978年接受了一下子培养3名世界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重担，同时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总论组副主编。除了其他杂事，仅这两方面的工作，已经够我应付的了。”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充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的经历。由于要负责培养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生，我不得不把已经忘得差不多的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捡起来。除了教自己负责的3名学生，还得满足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先生和内蒙古大学胡钟达先生的要求，给他们的世界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教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我能教给学生的，当然只能是一些启蒙的知识。

至于说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我也只能力争做到力所能及。曾经要求我在古希腊罗马史方面编写10万字。但我经过认真计算，只承诺了编写6万字。

由于学力和时间的限制，我不能随便应承。

我在上面提到的《自序》中，还写了下面一段话：“从1988年6月到1998年10月，我先后担任了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和所长。在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工作发展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要想真心治所的所长，是不可能有许多时间读书的。时间对我来说，实在太少。好不容易买到或借到的专业书籍，往往是置于案头数年而不能卒读，只能偶尔翻阅翻阅。”

只是在退居二线之后，我才有了稍微充裕一些的业务学习时间。

在1997年9月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的《20世纪的历史巨变》课题组中，我被任命为组长，负责主持课题组的日常工作，并和齐世荣先生一起，担任全书的主编。

《20世纪的历史巨变》课题，从立项到2005年10月最终成果出版，前后8个春秋。在这段时间内，我除了做组织协调工作，便是不断地学习和补课，尤其是努力向经济学家们学习世界经济史。毫无疑问，要正确阐述20世纪历史最重要的变化，既是十分有意义的、又是十分困难的工作，容不得半点懈怠。

所幸的是，由于课题组全体成员的通力合作，《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一书由学习出版社出版之后，被收入了《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后来又被北京市社科联评为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一等奖。

上世纪90年代我在伦敦进行学术访问的时候，有一位在英国工作的丹麦学者问我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我的回答是既有古代又有现代。

在我的经历中，古和今，从来就没有截然分开过。因为人类的历史既然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古今就始终有联系。只要你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正确性，认为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你就绝不会相信魏特夫之流鼓吹的“东方专制主义”一类的将“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的谬论。

2005年10月学习出版社出版《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一书，标志着我的学术生涯中集中精力研究世界近现代史阶段的结束。从此以后，我又以学习和研究世界古代史为主了。学习和研究古代希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要想真正了解欧洲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社会结构，必须对古代罗马的历史花必要的功夫。古代希腊的历史和古代罗马的历史虽然各有特色，但是，他们都是处于奴隶占有制的社会发展阶段，发展规律的共同性有明显的表现。只研究希腊而不顾罗马，或者只研究罗马而不顾希腊，都会产生巨大的知识缺陷。而要两者兼修，又非要大量时间不可。时间啊，时间，对于研究者说来，永远是不够的。

如果说，1986年9月，中国学者曾经在北戴河举行过“中国奴隶制问题学术讨论会”，那么，在这以后，在中国学术界，否认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言论便接连出现，否认中国古代有过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主张更是显得“振振有词”。

胡庆钧先生在其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1996年8月第1版，2007年2月第3次印刷)的《前言》中写道：“我之所以投身于希腊罗马古代史的研究，还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付梓前夕，出现了一股否认奴隶社会是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风源，从而使这一类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种畸形或变态。这一风源显然并非今日始，在国内外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我作为胡先生的助手，在向先生学习的同时，免不了要积极参加捍卫马克思正确观点的斗争。

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努力弄清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有关的学术发展史，并且根据他们倡导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去分析、判断不同论断的是非。

20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中，载有马克思于1844年8月发表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 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在这里，首先出现了“奴隶占有制”这样一个提法。具体的行文是：“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典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

1847年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区分了“奴隶”和“农奴”。文中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

从1844年至今的一百多年内，尽管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文字的和物质的资料极大地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人类进入文明后的第一个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的论断并没有过时。郭沫若等人揭示的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论断也是否定不了的。

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的《学问人生》一书中，有我写的《沿着历史和逻辑统一的道路探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叙述了我对奴隶占有制社会问题的基本观点，这里不赘述。

需要补充的是，近几年，我通过学习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越来越坚定地认为，我的老师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对汉代社会性质及其以后社会性质的演变作了很好的阐述。在中国，既有过奴隶占有制社会，又有过封建社会，这方面的翻案文章未必能够通过历史的长期考验。而在探索世界不同地区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发展规律的异同方面，却有极多的工作要做。在这方面培养出一代胜过一代的新人，把研究工作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乃是中国史学界和整个中国思想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的学术界必须通过不断的努力取得自己在国际上的发言权。

2010年7月30日，脑梗把我击倒了，从此我加入了病号的行列。我清醒地知道，没有健全的体魄，不可能有学术上大的作为。但是，只要时间允许，我还将继续研读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的著作，继续思考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尚能生存，仍要学习、思考。

廖学盛

二〇一一年十月

照 片

1982年9月12日：于希腊雅典苏尼昂海神庙前

2002年10月19日：和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在一起

2007年7月：在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和林甘泉（中）、陈高华在一起

2007年11月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

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60周年庆典正式开始前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上

2010年5月：在家中

转载自：http://www.cssn.cn/xr/xr_xbwy/201311/t20131118_8362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