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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学史碎思录
(发布日期: 2016-08-13 16:22  阅读:次)    
 

历史学有什么用?这是一个有点可笑而又难于回避的问题。从形而上的角度说,历史学是寻求知识的一种途径,而寻求知识又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人之为人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所以历史学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实用的层面上,历史学的功用在于为人类发掘和保存整体记忆,为其族类的认同提供依据。在后一点上,历史学和远古的神话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历史学的具体功能,则可以举出鉴往知来、道德教化、文化积累等许多项。所以,怀疑乃至否定历史学的功用,乃是一种精神“市井化”的开端。(1995年5月) 有人把历史研究的要义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资料+解释。发掘和梳理资料乃是历史学者的看家本领,提出解释则须以理论修养为依托。可是,历史学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资源,因而有必要向其他相关学科借引。这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历史学家如果固步自封,死守几句陈腐教条,那就不啻是“盲人骑瞎马”。因此,史学危机首先是历史学家本身的危机。(1995年10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一直存在采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外历史的取向,这诚然是很有意义的尝试,但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学术风险。第一,“现代化”是一种理论,用它来考察并不存在这种理论的时代的历史,需要谨慎处理理论与过去性之间的关系。历史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将他们的特定经历纳入后设的“现代化”框架中,很可能导致剪裁或扭曲历史的后果。这样也容易使“现代化”变成一个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第二,用现代化理论来建构世界历史框架,可能导致历史目的论,造成众多地区的历史的边缘化,形成新的“中心论”。如果历史中真有“现代化”这么一回事,那它也只是少数民族或国家的经历,多数国家或民族在没有“现代化”或“被现代化”的时代,其命运就只能是等待“现代化”或“被现代化”,否则就偏离了“历史的目的”,必然遭到“边缘化”,而引领“现代化”潮流的国家,自然就成了历史的中心。第三,即便“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实际,也只能把它看成一种趋势,而不是可以把握的具体事件,研究这种“趋势”,很可能忽视历史的具体行动者和不同事件的具体特性,偏重“中观”选题,不去详尽占有材料和进行深度开掘,这样就可能导致研究水平在低层次徘徊。(2005年10月) 对史家来说,治史的间接性既是一个限制,也提供了某种机遇。史家不能直接面对研究对象,无法亲身感受过去事件的场景和氛围,难以切身体验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而只能借助他人的记述以及其他的过去残余物进行研究,因而他对历史的了解,总带有因时空转换而导致的隔膜和曲解。但是,另一方面,间接性又使史家能够摆脱亲身观察的局限性,因为任何观察者只能就自己的视听能力所及来观察,其接触面不免相当有限(在对自然界的科学观察中,如果遇到规模太大、时间太长的情况,也需要借助于模型或模拟)。史家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得以在众多的史料中做一番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工作,比较鉴别,于是获得了较大、较完整的画面。这是任何亲身观察者都无法做到的。此外,间接性还赋予史家想象和创造的空间,从而使历史知识在多样性中形成真实性。这与现代美术史的研究路径颇有相似之处。据巫鸿所论,美术史研究者并非直接面对艺术品进行研究和讲述,而是借助艺术品的照片。这虽然使他受到照片的制约或误导,但可以使他同时观察众多的艺术品,对它们进行比较,对细部做反复的推敲,从而获得直接面对艺术品所没有的某种便利,改变了美术史研究的方式。(2006年9月) 史家在对史料的解读中可否发现或接近“原意”?根据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和经典阐释学理论,任何文本的制作者在制作这一文本时都有其“原意”,而后来的解读者通过分析制作的语境和动机,可以找出这一“原意”。这也是史学“客观性”的保证。但实际上,文本的原意、制作的语境、制作者的动机,都不可绝对“复原”,任何这类工作都带有揣度和推测的性质。因此,任何解读工作都带有解读者“创作”的痕迹。于是,史家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可能并不是“原意”,而只是经过解读者改造过的东西。那么,是否可以不顾“原意”而任意解读史料呢?如何衡量解读结果的可靠性呢?首先,史家必须要有尊重“原意”的意识,只有这样,才会努力去推测其语境和动机,进而揣度其原意。其次,自圆其说和具有说服力,可能是判断解读结果的可靠性的重要指标。(2007年6月) 历史思维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有一个外国学者说过,历史学家最擅长的思考方式,就是按时间思考。所谓按时间思考,就是要考虑到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之流,既前后相续,又先后有别。不注意时间顺序,把先出的东西说成受后出的东西的影响,或者用后出的标准来看待先出的东西,就会发生“时代倒错”。按时间思考,还必须考虑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时间之流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历史思维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强调变化。任何事物在历史时空中都不是静止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或者是长期演变的结果,或者是最近发生的变化。它们虽然前后不同,但与此前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历史思维的第三个特征是关注语境。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在恒定不变的真空中出现的,而必定与具体而转瞬即逝的氛围、情势和活动相关联,这些相关联的东西就构成其语境。只有把它们置于这个语境中,其意义才能得到理解。任何脱离语境的思考,都是“非历史的”。最后,历史学家思考问题,尤其讲究证据,所谓“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乃是历史思维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历史学家在思考时使用的证据,主要是来自史料,但也经常引用他人的论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有时还依据常识来立论。不论证据是什么,总之是不能凿空立论。(2009年4月)

我们目前如何思考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这里面确实有许多的困惑。第一,历史研究的实际总是走在历史哲学的前头,历史学的实践一直在给历史学的理论提出问题。当前,历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对象、角色、取向、材料和方法,都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较之黑格尔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远为丰富和复杂。面对这样一种总量极大的历史知识,我们是否需要回到历史理论,也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人类的历史做出不同于黑格尔时代的思考?第二,我们用什么资源来讨论欧美历史哲学的新进展?怀特、安克施密特等人的理论,跟传统的欧美历史哲学很不一样,他们绝不仅仅来自欧美哲学的传统,因而把他们放在由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所构成的谱系中看待,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综合吸取了哲学、文学、人类学的滋养,独辟蹊径,自成一格。他们把历史哲学变成了历史诗学。我们具有他们那样的知识结构吗?我们有自己相应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可以调动吗?我读了彭刚翻译的《新史学》和《邂逅》以后,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我们在整体上缺乏与他们对话的能力。不要说“接着讲”或“对着讲”,就是“照着讲”,我们也可能讲错,讲走样。采用独断论的方式简单地否定所谓“后现代史学”,既是一种思想和学术能力贫弱的表现,也是一种缺乏起码学术良知的行为。第三,我们能够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思考和表述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我们是否仍旧只能用客观和主观、真理和谬误、必然和偶然、实证和想象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思考呢?如果不用这些范畴,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借助的新东西呢?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思考方式与思考对象之间的契合呢?第四,面对一个庞大的学术史传统,我们还能发现有什么没有被前人说过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接着说的?世界精神、社会形态、文明有机论,克罗齐命题、科林伍德命题、叙事主义,这些都是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座大山。我们是翻过去,还是绕过去?人类思想的创造力有极限吗?我们想要说什么,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又如何说?这些或许是当前历史哲学面临的最大困惑。(2010年6月)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如何研究美国史?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端,可以说是危亡压力的产物。美国忽然站在了中国面前,可是我们的国人当时完全不了解它,于是才开始去关注它的历史和文化。后来,中国产生了自保、发展和追赶的愿望,把美国作为榜样看待,研究美国史,就是要取经和效法。实用性的开端,实用性的目标,始终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中的幽灵。我们不能简单用“肤浅”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不到一百个人在真正研究美国史,这是一种很奢侈,也很难得的事情。中国显然不是希望这不到一百人的学者群体,去跟美国史学界进行学术竞争,只是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有助于中国人认识和理解美国、有助于跟美国交往的知识。这是目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社会语境。脱离了这种语境,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意义。我们当然不能一直满足于这种状况。我们要努力把美国史研究做成一种有标准可循的学问,能跟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史学界对话。这样的美国史研究,既能对中国具有实用性的功能,同时又能转化成中国文化的能量。(2010年6月)

历史学有什么用?这是一个有点可笑而又难于回避的问题。从形而上的角度说,历史学是寻求知识的一种途径,而寻求知识又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人之为人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所以历史学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实用的层面上,历史学的功用在于为人类发掘和保存整体记忆,为其族类的认同提供依据。在后一点上,历史学和远古的神话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历史学的具体功能,则可以举出鉴往知来、道德教化、文化积累等许多项。所以,怀疑乃至否定历史学的功用,乃是一种精神“市井化”的开端。(1995年5月) 有人把历史研究的要义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资料+解释。发掘和梳理资料乃是历史学者的看家本领,提出解释则须以理论修养为依托。可是,历史学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资源,因而有必要向其他相关学科借引。这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历史学家如果固步自封,死守几句陈腐教条,那就不啻是“盲人骑瞎马”。因此,史学危机首先是历史学家本身的危机。(1995年10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一直存在采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外历史的取向,这诚然是很有意义的尝试,但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学术风险。第一,“现代化”是一种理论,用它来考察并不存在这种理论的时代的历史,需要谨慎处理理论与过去性之间的关系。历史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将他们的特定经历纳入后设的“现代化”框架中,很可能导致剪裁或扭曲历史的后果。这样也容易使“现代化”变成一个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第二,用现代化理论来建构世界历史框架,可能导致历史目的论,造成众多地区的历史的边缘化,形成新的“中心论”。如果历史中真有“现代化”这么一回事,那它也只是少数民族或国家的经历,多数国家或民族在没有“现代化”或“被现代化”的时代,其命运就只能是等待“现代化”或“被现代化”,否则就偏离了“历史的目的”,必然遭到“边缘化”,而引领“现代化”潮流的国家,自然就成了历史的中心。第三,即便“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实际,也只能把它看成一种趋势,而不是可以把握的具体事件,研究这种“趋势”,很可能忽视历史的具体行动者和不同事件的具体特性,偏重“中观”选题,不去详尽占有材料和进行深度开掘,这样就可能导致研究水平在低层次徘徊。(2005年10月) 对史家来说,治史的间接性既是一个限制,也提供了某种机遇。史家不能直接面对研究对象,无法亲身感受过去事件的场景和氛围,难以切身体验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而只能借助他人的记述以及其他的过去残余物进行研究,因而他对历史的了解,总带有因时空转换而导致的隔膜和曲解。但是,另一方面,间接性又使史家能够摆脱亲身观察的局限性,因为任何观察者只能就自己的视听能力所及来观察,其接触面不免相当有限(在对自然界的科学观察中,如果遇到规模太大、时间太长的情况,也需要借助于模型或模拟)。史家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得以在众多的史料中做一番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工作,比较鉴别,于是获得了较大、较完整的画面。这是任何亲身观察者都无法做到的。此外,间接性还赋予史家想象和创造的空间,从而使历史知识在多样性中形成真实性。这与现代美术史的研究路径颇有相似之处。据巫鸿所论,美术史研究者并非直接面对艺术品进行研究和讲述,而是借助艺术品的照片。这虽然使他受到照片的制约或误导,但可以使他同时观察众多的艺术品,对它们进行比较,对细部做反复的推敲,从而获得直接面对艺术品所没有的某种便利,改变了美术史研究的方式。(2006年9月) 史家在对史料的解读中可否发现或接近“原意”?根据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和经典阐释学理论,任何文本的制作者在制作这一文本时都有其“原意”,而后来的解读者通过分析制作的语境和动机,可以找出这一“原意”。这也是史学“客观性”的保证。但实际上,文本的原意、制作的语境、制作者的动机,都不可绝对“复原”,任何这类工作都带有揣度和推测的性质。因此,任何解读工作都带有解读者“创作”的痕迹。于是,史家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可能并不是“原意”,而只是经过解读者改造过的东西。那么,是否可以不顾“原意”而任意解读史料呢?如何衡量解读结果的可靠性呢?首先,史家必须要有尊重“原意”的意识,只有这样,才会努力去推测其语境和动机,进而揣度其原意。其次,自圆其说和具有说服力,可能是判断解读结果的可靠性的重要指标。(2007年6月) 历史思维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有一个外国学者说过,历史学家最擅长的思考方式,就是按时间思考。所谓按时间思考,就是要考虑到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之流,既前后相续,又先后有别。不注意时间顺序,把先出的东西说成受后出的东西的影响,或者用后出的标准来看待先出的东西,就会发生“时代倒错”。按时间思考,还必须考虑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时间之流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历史思维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强调变化。任何事物在历史时空中都不是静止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或者是长期演变的结果,或者是最近发生的变化。它们虽然前后不同,但与此前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历史思维的第三个特征是关注语境。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在恒定不变的真空中出现的,而必定与具体而转瞬即逝的氛围、情势和活动相关联,这些相关联的东西就构成其语境。只有把它们置于这个语境中,其意义才能得到理解。任何脱离语境的思考,都是“非历史的”。最后,历史学家思考问题,尤其讲究证据,所谓“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乃是历史思维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历史学家在思考时使用的证据,主要是来自史料,但也经常引用他人的论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有时还依据常识来立论。不论证据是什么,总之是不能凿空立论。(2009年4月)

我们目前如何思考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这里面确实有许多的困惑。第一,历史研究的实际总是走在历史哲学的前头,历史学的实践一直在给历史学的理论提出问题。当前,历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对象、角色、取向、材料和方法,都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较之黑格尔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远为丰富和复杂。面对这样一种总量极大的历史知识,我们是否需要回到历史理论,也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人类的历史做出不同于黑格尔时代的思考?第二,我们用什么资源来讨论欧美历史哲学的新进展?怀特、安克施密特等人的理论,跟传统的欧美历史哲学很不一样,他们绝不仅仅来自欧美哲学的传统,因而把他们放在由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所构成的谱系中看待,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综合吸取了哲学、文学、人类学的滋养,独辟蹊径,自成一格。他们把历史哲学变成了历史诗学。我们具有他们那样的知识结构吗?我们有自己相应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可以调动吗?我读了彭刚翻译的《新史学》和《邂逅》以后,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我们在整体上缺乏与他们对话的能力。不要说“接着讲”或“对着讲”,就是“照着讲”,我们也可能讲错,讲走样。采用独断论的方式简单地否定所谓“后现代史学”,既是一种思想和学术能力贫弱的表现,也是一种缺乏起码学术良知的行为。第三,我们能够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思考和表述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我们是否仍旧只能用客观和主观、真理和谬误、必然和偶然、实证和想象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思考呢?如果不用这些范畴,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借助的新东西呢?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思考方式与思考对象之间的契合呢?第四,面对一个庞大的学术史传统,我们还能发现有什么没有被前人说过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接着说的?世界精神、社会形态、文明有机论,克罗齐命题、科林伍德命题、叙事主义,这些都是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座大山。我们是翻过去,还是绕过去?人类思想的创造力有极限吗?我们想要说什么,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又如何说?这些或许是当前历史哲学面临的最大困惑。(2010年6月)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如何研究美国史?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端,可以说是危亡压力的产物。美国忽然站在了中国面前,可是我们的国人当时完全不了解它,于是才开始去关注它的历史和文化。后来,中国产生了自保、发展和追赶的愿望,把美国作为榜样看待,研究美国史,就是要取经和效法。实用性的开端,实用性的目标,始终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中的幽灵。我们不能简单用“肤浅”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不到一百个人在真正研究美国史,这是一种很奢侈,也很难得的事情。中国显然不是希望这不到一百人的学者群体,去跟美国史学界进行学术竞争,只是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有助于中国人认识和理解美国、有助于跟美国交往的知识。这是目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社会语境。脱离了这种语境,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意义。我们当然不能一直满足于这种状况。我们要努力把美国史研究做成一种有标准可循的学问,能跟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史学界对话。这样的美国史研究,既能对中国具有实用性的功能,同时又能转化成中国文化的能量。(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