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过年，都会算一下这一年的账，看看自己都做了什么。每天走在路上都会想到，我不知道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要学的东西还很多。”虽已86岁高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家和始终反躬自省。

记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办公室见到了刘家和，刘先生身着白色短袖衬衫，随身带着两副眼镜（平时用一副，看书报时换上另一副），言谈间透着谦和认真。

“旧书”入门 择史为业

1928年，刘家和出生在江苏省六合县（今南京市六合区）。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

4岁时，由于母亲认为读“旧书”才是真正的教育，于是刘家和被送到私塾读书。直到几年后，一位亲戚对他母亲说，时代已经变了，孩子不能再这样读书了，他才被送进了新式学堂。然而，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除在美国贵格会所办的教会学校有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外，刘家和并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

刘家和回忆道，小学、中学期间主要是跟着老先生学了三门课：国文、英文和数学。因为小时候读了较多古籍，国文基础较好。英语，除了在教会学校学习外，也跟一些老师补习。此外就是数学，其实他特别喜欢数学，至今仍未忘怀。但是，由于从未系统学过物理、化学，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文科。

谈及选择历史学，刘家和解释说：“对我来说，并没有‘文’、‘史’、‘哲’的区别，所以我选择了历史学，这样过去所学的都能用得上。而且考虑到自己外语能力有限，难以直接阅读外文文献，于是想研究中国历史。”他先后到江南大学、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求学，于1952年大学毕业。

从比较入手研究历史

从1952年起，刘家和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至今已62载。当时，因为他能阅读英文文献，就被安排研究世界史，方向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然而，研究世界史的同时，刘家和并没有忘情中国史。于是，他萌生了比较研究的想法。“虽然没有能搞中国史而是搞世界史，但是，我是否能够做比较研究？”刘家和说，考虑到世界古代文明中有三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最为重要且影响延续至今，他打算自此入手进行中外比较研究。

1955年，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来华，东北师范大学开设了两年制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刘家和参加了这个进修班。“去东北参加教师进修班时，我关于黑劳士制度（Helot，古希腊斯巴达人就地奴役被征服者的制度）的研究已经有了大致提纲。我是带着一盒子卡片去的。”他回忆说。

《论黑劳士制度》的初稿近8万字，后来发表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初稿中印度与中国比较的部分，刘家和自认为不成熟而未发表。1957年回到北师大后，他开始着力进行印度史研究。

改革开放后，刘家和调至史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改为中国史，但世界史研究他也没有丢。“研究历史要从比较中入手，这点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选择古代的中国、印度和希腊做比较研究，看起来还是可以的，但是我的功夫还不够。”刘家和对记者说

立足总体把握历史

刘家和曾有一句玩笑话：我们的历史学学者都成了“警察”。警察有两种，一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儿，就是“段儿警”；另一种是派出所警察，各管一片儿，就是“片儿警”。

“我自己也是‘片儿警’、‘段儿警’，并且远远没有达到我所期待的程度。从功夫上讲，‘段儿警’和‘片儿警’的功夫还是要下的；但是，从总体上讲，还是要有中和外、古和今的综合。”刘家和认为，研究历史，既要对专门领域有深入研究，也要对历史总体有通识性把握。

在他看来，中国不仅历史悠久，亦是史学大国。可是，如果中国史不能放入世界史中进行研究，中国史、外国史不能相互理解，中国史在世界史的地位就难以真正呈现；同样，对世界史研究而言，如果没有中国人的考察视角，没有对中国史做比较研究，那么我们的研究将长期跟随西方，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很难作出独特贡献。

对此，他一再强调：“我做得不够，如果说我做够了，那是欺人之谈。我照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做得相当不够。我个人是很渺小的，没什么贡献可言。”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题目编者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