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几百万年前人类开始脱离动物界，然而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各种不同的人群(比如部落、血亲集团)之间相互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存状态，从而突破血亲的纽带，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早期国家。我们都知道，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大河流域，比如尼罗河、黄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等等。这里除了“水源”这个因素，“交往”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河流是远古人类最便捷、也是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边的先民们，最容易与其他人群进行交往，包括物资交换、掠夺、征服与反征服、技术与器具的交流等等，因此也最经常受到改变自己的压力，以应对种种变化。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水给人类带来文明，老子说：“上善若水!”住在水边的人最容易产生文明，水把星星点点散布在各处的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长的中心。

欧洲最早的文明也出现在水边，只不过那爿水是海而不是河。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有一点不同，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最显著特点。“城邦”这种早期的国家形态，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比如在两河流域下游。不过希腊却被城邦制度“固化”了，长期不变化，长期不发展，几百个城邦组成“希腊世界”，相互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在世界其他地方，像波斯、埃及、两河流域，乃至中国，最终都向地域国家或“帝国”发展，这是古代世界的共同现象，最终就发展出许多地区性的强大国家。但古代希腊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结果，辉煌无比的古希腊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如同流星般一闪而过，很快就在茫茫的黑暗中湮没了。古希腊的情况很特别，在古代世界不是普遍现象；可是近代以后却有人把这种独特的现象说成是“普世”的，历史由此被修改了。

古希腊的另一项遗产是城邦民主制，它也被后来的人们重新装饰，并且被说成是“普世”的价值。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我只想指出一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希腊世界”的数百个城邦中，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是一个特例，在雅典自己的历史上，它也只存在了80年左右；至于在其他希腊城邦，则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比如在斯巴达。而且，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人们普遍认为是雅典的制度造成了雅典的失败，因为城邦的力量被分解了，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修昔底德作为雅典的爱国者对此痛心疾首，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总结了这个教训。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负面评价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观念，在此后两千年时间里“民主”被视为贬义词。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罗马，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古代的希腊传统，但在政治领域却有明显的背离：第一，它是以希腊那样的城邦开始的，后来却发展成帝国，变成一个庞大的权力集中的国家；第二，在罗马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迄今为止人类所知道的几乎各种政治制度，却唯独没有“民主制”。很明显，罗马修正了希腊的实践，它的发展更符合古代世界的共同走向。

我指出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历史证明，古代文明充满了多样性。人们一般说，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文字、宗教、社会分化和国家架构等等都最早发生在这里。就国家而言，这里曾出现过一批地区性的霸权国家，巴比伦、亚述等都大名鼎鼎。不过很奇怪，两河流域既没有发展出像希腊那样的城邦世界，也没有组建成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古代两河流域战乱不断，不同的种群进进出出，带来不同的文化。尽管“肥沃新月区”很早就出现发达的农业，但政治与文化领域始终不能统一；直至伊斯兰教兴起后，它才成为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埃及的情况恰恰相反。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完成了上、下尼罗河的统一，法老作为神和太阳的子孙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实行神权加王权统治。这样的制度，在“荷马时代”刚降临希腊半岛时，已经在尼罗河流域静静地流淌了两千年。如果意识到：耶稣纪元迄今为止也只是两千多年(美国建国只有两百多年)，就能明白古代埃及文明有多么强的生命力！但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后来却被罗马摧毁了；有趣的是，恺撒征服埃及后，罗马共和国也变成了罗马帝国，这让现代的普世主义者有一点难堪，因为按照普世主义的说法，应该是帝国在前、共和国在后，共和国比帝国要“进步”许多。

印度的情况又和埃及不同。印度河流域曾经有过远古文明，雅利安人到来后，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在印度漫长的历史上，小国林立，王政盛行，小国之间长期攻伐，无休无止地争霸夺权。可是在种姓制的严格控制下，印度社会却出奇地稳定，时钟在这里几乎停摆。印度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强大的王朝，但通常只是过眼烟云。政治的分裂和社会的超常稳定是古代印度的显著特点，直到18世纪英国人到来，才把整个印度变成它的殖民地。

波斯是又一个古代文明地，20世纪，巴列维国王曾经非常自豪地说：古代伊朗是第一个学会在一片广大地域中建立并管理一个帝国的国家，它的经验为后来的帝国所借鉴；这个说法应该不错。不过波斯却在希波战争中被打败，希腊人说：这是自由战胜了奴役（希腊人忘记自己实行的奴隶制了）。可是后来希腊又被马其顿打败了，在希腊人眼里，马其顿却是“不自由”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被马其顿打败后，希腊人就跟着亚历山大进行东征，在东至印度边界、西至突尼斯的广阔土地上实行“东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被希腊人嗤之以鼻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段历史十分吊诡，再一次证明了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并不像普世主义者认定的那样，由一种固定的价值在指导。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国。中华文明有多重起源，黄河不是唯一的摇篮。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的“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4000多年前，“夏”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国家；3500年前，商帝国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存在。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时，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的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我向学生讲述西欧的封建制度时，学生们常常问：西周的分封制是不是很像西欧的封建制？我说应该这样问：西欧的封建制是不是很像西周的分封制？终究，西周的分封制比西欧的封建制要早一千多年!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的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它所生活的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动荡与分裂中，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之集大成；它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倡导公德、拒斥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需要载体，没有载体，就没有文明。在我看来，文明须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轴心时代的伟大智者们：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犹太教先知，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学说或宗教，承载了文明的生存力。而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生灵就涂炭。孔子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源。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国家曾分别称雄世界东、西方，它们势均力敌，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旗鼓相当，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但是从公元4世纪起，东、西两大帝国都陷于混乱，都经受了长时期的“蛮族入侵”。公元7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所谓“恺撒与上帝各管一摊”。尽管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并不“黑暗”，它仍然充满生机，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它却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几个文明不断放出异彩，包括印度、阿拉伯、奥斯曼，甚至拜占庭。中华帝国则一枝独秀，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始终位居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

为什么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东方始终“先进”、西方一直“落后”？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处在无穷无尽的动荡中。前面说过，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周朝就出现过，结果是春秋战国500年的动乱；秦汉以后，中国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的稳定与繁荣就一直保持下来。因此，西方想要摆脱中世纪的落后，就需要整合社会，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次，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即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其他国家形态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是从专制制度起步的，西方的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专制王权把西欧各国从封建分裂状态中拉出来，构造了早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现象在西欧所有国家中都曾出现过，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不愿意说：专制统治也曾经在西方“普世”过。但历史终究是历史，抹杀是不可能的；人类文明从来就有多样性，它是以时空的规定性为转移的。

这样，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以西方的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布局。一种新的文明在西方兴起，伴随着个性的张扬、商业的兴起、市场的躁动和工业的成长。资本主义挟带着永无止境的追求欲，在整个世界无限制地扩张。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了。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就清楚地呈现了，他说：文明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却升华成人类精神的万丈光芒！

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多种并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尽头，一种“文明优越论”悄然而生，它将西方文明视为“先进”，将其他文明都斥为“落后”，并且预言：西方文明将一统地球。殖民扩张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边远的文明(如印第安文明、西非古文明)被消灭，而人类古老的文明核心区，比如西亚、北非、印度和中国，则一一落入西方的手中。文明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了，众多文明面临着生死抉择。

汤因·比曾说：挑战与应战是文明生存的机制，决定着文明的消失与延续。我们且不论这种理论正确与否，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恰恰在西方霸权登峰造极、众多文明存亡危殆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文明复兴的过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复兴的工具恰恰是“现代化”。

其实，“现代化”是从西欧开始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这个过程的起点。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些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运动、科学和技术革命、政治变革、社会变动……所有这些，都属于西方“现代化”。今天，西方已经普遍完成了现代化，现代西方国家都是现代国家。但文明的多样性却没有消失，相反，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即使在“西方”国家范围内，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我们知道英国用和平渐进的方式自我改变，法国则长期采用革命的暴力；德国走了另一条路，这使它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另类”。美国的情况又有不同，它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需要先独立、才能再发展。在工业革命中，英国是典型的“自由放任”，法国则开始有所偏离；德国再次表现为“另类”，它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美国依照英国的模式走“自由放任”的路，可是在20世纪，它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实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

其次，各国的制度是不同的。就拿人们最关心的政治制度来说：英国的君主制相当特别，英国人对君主的热衷也同样特别；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这就使英、美之间的差异更加显眼。至于选举的方法，英国人采用“领先者获胜”，美国人发明“选举人制度”，可是两者都背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据说是民主制度的出发点。说到“三权分立”，真正在实践中遵循“三权分立”的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因此，把美国的制度说成为“普世”，就如同把伯里克利的雅典说成“普世”一样。

经济和社会制度就更不同了。比如说，欧洲国家喜欢福利制度，北欧国家尤其如此；美国却把福利看作是懒惰的温床，因此当奥巴马进行医保改革时，他被斥责为“社会主义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是因“国”而异的，由此我们发现：凯恩斯是由心怀福利理想的英国制造的，弗里德曼则由个人主义当道的美国生产。

最后，西方国家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换道路与制度，比如：英国从自由放任到福利社会，法国从革命道路转向改革；美国改变种族歧视的政策，至少在法律上承认了种族平等。这些都说明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也会有不同的社会形态，文明的多样性是一种常态。

西方国家尚且如此，那么当现代化的浪潮冲向非西方地区时，现代化的多样性就更加明显了。我们看到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点。我们看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比如拉美模式、东亚模式、阿拉伯模式、苏联模式，当然还有中国模式。我们看到这样一些人和这样一些事：甘地发动非暴力运动，凯末尔领导土耳其革命，纳赛尔提倡阿拉伯社会主义，曼德拉反抗南非种族隔离制……所有这些人都在他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为他的国家的现代化注入了鲜明的特色。可是所有这些成功又都是不可复制的。

文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选举政治，印度把种姓制融入了现代政党；日本则是自民党独大，门阀政治世代相传。同样是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令整个世界大惑不解；而美国那种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几个国家可以复制呢？所以我们说：多样性是成功的保证，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现代文明的特征。

可是，所谓的普世主义只承认单一性，不承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人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个逻辑在黑格尔那里就有了，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尽头是普鲁士；在福山这里，尽头是美国。可是连美国自己都还没有走到历史的尽头，它还在不停地变；人类又如何走到了尽头？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核心区：埃及、伊朗、土耳其、印度、俄罗斯、中国、墨西哥、巴西……它们的发展成就斐然。亨廷顿显然注意到这个现象，因此他不认为历史会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终结，相反，他认为古老的文明正在复苏，因而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但是，文明的多样性是不是意味着必定冲突、而冲突又意味着你死我活?为什么不能如中国古代哲人所领悟的那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者如中国谚语所指出的那样：“和气生财”“和为贵”？在中国人看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代世界容得下多种多样的现代文明。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古老的文明获得了新生，它们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重新被扭转。亨廷顿说：这是“文明的冲突”；我说：这是“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

【文章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作者：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在转载过程中又进行了编辑，如需转载，请在注定原始出处的同时，注明转自国际儒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