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99年1月29日，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新年招待会上，文化专员戴鹤白先生把著名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的新作《圣路易》交到我手上，让我译成中文，由此开始了我与勒高夫先生的交往。

《圣路易》1996年在法国出版，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被众口一辞地称作勒高夫先生的又一佳作，法国史学界的一大幸事。法国驻华使馆希望及早把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通过商务印书馆找到了我。虽然我忝列法国史研究者，在大学里学过法文，事先戴鹤白先生也在电话中与我商量过翻译此书的可能性，然而，当我手捧着这样一部一千多页的名家名作，想到这项任务的分量和困难时，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忐忑不安，唯恐糟蹋了作者，对不起读者。

从这一天到2001年3月28日交出译文初稿，历时整整两年有余，其间我受到作者勒高夫的种种帮助，至今难以忘怀。可以说，没有他的点拨和帮助，我可能没有勇气和能力完成这项对我来说十分艰巨的任务。

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点，我尽力从辞典和书籍中查找答案，当然也不忘求教高人。然而，一则限于我可怜的欧洲中世纪历史知识，一则由于相关的工具书和参考书不易找到，因而有不少难点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无奈之下，我贸然致函勒高夫先生，请问他是否可以为我答疑。先生立即回函，对我的困境表示充分理解，安慰我不必过于自责，因为欧洲中世纪离中国人实在太远，读不懂或译不出某些语句或段落，一点也不奇怪。他表示，为我解困责无旁贷，让我把问题汇总后寄给他，他尽快给予回答。我先后寄了两批问题，合计数十个。没过多久，他便发来了解疑的函件。勒高夫先生的倾心相助竟然成了我得寸进尺的理由，我把出现在书中的一些拉丁文书名和引语，也“打包”请他提供法文译文。依然是没过多久他就按我的要求寄来了相关的法文。现在想起此事，我深深责怪自己的唐突和无礼，因为在北京并非找不到既懂拉丁文又肯帮忙的学者，何必舍近求远，给勒高夫先生添乱呢。

然而，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在通信中解决，尤其是对作者本意的理解。于是，2000年9月我去了巴黎，当面向勒高夫先生请教是此行首要任务。

9月28日，我如约到勒高夫先生的寓所拜见神交已久的老师。先生的热情出乎意料，详尽地一一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说实话，开始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有些问题可能在他看来太“小儿科”了，丢我的脸事小，浪费他的时间事大。我无从知道他作何想，但从他的言辞和表情，我没有发现他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遑论不屑。

我们谈得较多的是“圣路易存在过吗？”这个问题。先生说，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乍一听确实有点怪，既然整本书写的都是圣路易和与他有关的人和事，历史上当然确有圣路易其人，怎么又问他是否存在过呢？其实，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与圣路易相关的史料是否反映了他的真实面貌？据他观察，很多史料并非圣路易在实际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而是按照人们心目中一个国王和圣徒的标准和模式来刻划的。就此而言，圣路易与其他国王和圣徒大同小异，既无个性，也无特色。难道可以把这样一个圣路易视为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圣路易吗?其二，圣路易是国王和圣徒，但同时也是一个与凡夫俗子一样的普通人，是一个儿子，是一个丈夫和父亲，他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甚至也曾在教会的禁令和肉欲之间痛苦地挣扎。如果舍弃这些看似与政治和宗教无关的细节，那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圣路易就很难说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圣路易。

接着，先生问起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他说，他虽然不懂汉语，但想像得到，从法文迻译成中文的难度，绝非从法文迻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所能比拟。尽管我确有同感，但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他的说法直率地表示认同，只是笼统地说，确实遇到一些困难，尤其是涉及欧洲封建制度和基督教的一些专门术语。说到这里，我问了他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教会人士和信徒中通行着一些有关宗教仪规的词汇和术语，例如，他们把“忏悔”称作“告解”、“办神工”。如果按照信徒的语汇翻译，一般读者可能感到生僻；如果不按照信徒的语汇翻译，信徒和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定会觉得译者“外行”。当我就这个问题请教先生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宁可被少数人指责“外行”也不能难为广大读者。我接着说，排印中的瑕疵有时也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先生表示很吃惊，立即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圣路易》原版书，让我一一指出。这无异于先生在不经意间将了我一军，我随便这么一说，哪里想到他会如此认真，若是举不出实例来，我岂不是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吗？幸好，我还记得一个费了我许多时间才弄明白的错字：fieldword，这是书中提及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部著作中的一个词，我查找了包括韦伯斯特大词典在内的许多英文辞典，还请教了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历史学博士，始终找不到这个词，最终才确信fieldword 是fieldwork之误。我翻到这个词所在页，指给先生看，他“啊，啊！”了几声，似乎有些意外，也有些许遗憾，大概也相信了我所说不假。

其实，我这次前去拜见勒高夫先生，还有一个不敢贸然表达的愿望：请他为《圣路易》中文版作序。谈话进行到这里，我觉得提出这个请求的时机已经成熟。先生一点也没有推辞，似乎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他说，他的著作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令他十分高兴，他对中国虽然谈不上非常了解，但他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始终怀有巨大兴趣和高度关注。至迟从18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一直是许多欧洲人关注的对象，中国在世界历史和文明中拥有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他虽然不甚了解中国的历史人物传记，但他知道，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绘声绘色的人物传记。《圣路易》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希望中国读者能从中了解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诠释历史人物的理念和手法。接着，先生不耻下问地让我说说，在序言中应该写些什么。我强调了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巨大差异，希望他能就此给中国读者一些启蒙性的指点，这样或许有助于中国读者读懂《圣路易》。

2000年末，勒高夫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翌年开春，他不顾术后体衰，写就中文版序寄发给我，我获悉他的病情时，以为这篇序言肯定泡汤，所以收到这篇专门为中文版而写的序言时，颇觉意外，更感动。

2002年6月19日，我再度到寓所拜见勒高夫先生。与上次会见略有不同的是，头年3月，我已向出版社交出《圣路易》译稿，所以，这次不像上次那样有许多具体问题要当面向他请益。如果说上次会见主要是为了《圣路易》这部书的翻译，这次则可视为礼节性拜访。除了寒暄，谈话更多涉及《圣路易》在世界各地的反响。先生告诉我，从1996年出版到此时的2002年，据他所知，不过五年时间，以各种语言翻译出版的《圣路易》已经将近二十种，尽管我知道这部杰作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和赞誉，但不曾想到其译本竟然如此之多。看我惊讶的神色，先生不顾行动不便，颤巍巍地起身到书房取来了几种译本，可惜我现在记不清楚当时究竟看到了几种，似乎有竖排的朝文版和日文版，但印象最深的是波兰文译本。或许我这个中国人多少有些大国情结，下意识地觉得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使用波兰语，波兰人何必花费巨大精力和财力，把这种“小众读物”译为本国文字。当然，面对这个译本，我不得不叹服于波兰人对学术的重视，由此也可想见勒高夫先生的著作在波兰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先生由此说到中文版，他说，这许多各种语言的版本中若无中文版，岂非憾事！于是他问我中文版何时问世，我回答说，已经进入编辑流程，年底之前肯定能与读者见面。他叮嘱我一定要寄样书给他，还要及时将学界和读者的反映和评论告诉他，说他特别重视中国人的看法。我一一答应，表示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

先生健康不佳，我不宜骚扰他太久。告别的时刻到了，我祝他健康，请他多多保重，表示若有机会再度访问法国，一定忘不了前来向他请安。他费力地站起来要送我，我知道，法国人通常并无送客的习惯，何况他术后尚未完全复元，行动相当不便，于是伸出双手轻轻按着他的双肩，请他坐下。可是，他坚持要送我到寓所门口，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同勒高夫夫人一起扶着他走到门口。先生的住宅在公寓楼的尽头，户门开向走廊。我请他转身回房，他却非要站在门口看我离去。他身子侧向右面，右手举到肩膀的高度，扶着门框，深情地看着我一步步离去，我回头向他挥手示意，请他赶紧回屋，他以微笑作答，身子却依然斜靠在门框上。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免得他站立过久，可是，充其量十几二十米的走廊此时却显得长而又长。终于走到电梯门前，我侧身回眸一望，他依然保持那个姿势，目送我走进电梯。

十余年过去了，勒高夫先生手扶门框的形象依然那么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令我永生难忘。如今想来，勒高夫先生给予我如此礼遇，绝非因为我与他有多少私交，主要乃至唯一的原因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是要把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译者。他关注中国，尊重中国，希望中国人了解他，读他的著作，进而与他们交流。他对中国的这番情谊，令我深深感动。如今我把他的这番情意转达给各位读者，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备加珍惜。如今他去到另一个世界了，法国和世界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巨匠，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诲人不倦的师长，无人不为之痛惜，然而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只能依照中国人的礼数，衷心祝他一路走好！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04月16日，此次转载有少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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