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7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晓群教授应邀在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荟文楼620会议室做学术研讨，主题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生30余人到场聆听。

首先，吴晓群教授以新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源流为引，梳理了自上世纪60年代起，复旦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从“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到“作为文化史的史学史”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一研究路径。

随后，吴晓群教授讨论了历史学家与其身处时代的关系的问题。她指出，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作为思想主体的历史学家，都会受到时代、环境、思潮等因素的刺激，种种因素的刺激或隐或显地影响了历史学家对主题的选择、叙述的方式、逻辑的铺陈。历史学家因时代的影响、个人的际遇、思想的变化而产生的世界观是其历史书写背后的支撑性力量。

吴晓群教授紧接着说明了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她认为，历史学家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反思精神，因为历史学家绝不是其时代的旁观者，所以历史学家的世界观便成为他历史叙述或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并且必然会借助对过去的叙述呈现出来。于是，在过去与历史学家的双向关系中，史料规定了历史学家研究的时空范畴，而历史学家则决定着叙述过往的方式。因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是要把历史学家当作思想家来研究，研究其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书写中的体现，还必须关注历史学家内心世界的建构，考察其思想如何生成。

然后，吴晓群教授转入思考“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她并不强调某种具体的方法，而是要大家关注历史学家选取材料时，其内在的理路与外在的环境是如何结合的，这就是要分析历史学家的书写策略如何受一些关键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书写策略又通过何种话语表达，进而揭示历史学家与历史著作之间的关系、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共时与历时的考察，从思想与书写两个层面深入理解历史思想的形成与变化。她还强调，中西史学界的史学个案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之间存有某种张力，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正是可以调和二者的一种路径。

最后，吴晓群教授指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一研究路径是深化学科的自我认知，也为了回应时代的要求。史学史研究的主体是史学思想，历史学家作为思想的主体，对其思想的考察是合乎学理的，“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是对过往史学史研究的批判与再反思。她提出“一切被书写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史”，因此，要将历史学家写作的全部思想过程作为一个广义上的“文本”来处理。她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更好地展示史学史研究的思想深度与反思性力量，这满足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之间的动态平衡。

讲座结束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师生们围绕讲座主题，与吴晓群教授展开讨论。伊朗研究中心的冀开运教授表示，吴教授的讲述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伊朗的史学书写传统与史官制度等问题，他认为可以将国王回忆录和王室的书记员记录等视作一种历史书写，但这种书写显然受到各种时代因素的影响，这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伊朗历史时必须洞察的问题。

陈安民副教授提出“思想史研究者如何看待史学家对思想史进行史学史研究”，“史学家如何界定自身的独特性”，“以思想史视角进行史学史研究该如何推进”等问题，吴晓群教授回应称，“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并非一个有严格学科范式或方法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种理解历史学家的思维视角，具体到实践层面，就是要在史学史研究过程中关注历史学家的思想，考察其叙事方式，并将其思想与书写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去解读。因为历史是一种解释，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是对历史学家的解释的再解释。她又以希罗多德的探究为例，说明史学工作者思想与实践的独特性。

同学们也踊跃发言，向吴晓群教授请教了“二战后德国的历史书写转向”和“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非历史性叙事材料”等问题，吴教授一一回应，并反复强调，要关注史家的思想生成和立场选择，将其历史思考与历史写作的外在理路与内在脉络相结合。

（供稿：刘豪 西南大学世界史博士生）